“噢，我不會叫她們王八蛋，”他回答道，“通常一句‘你他媽的婊子!’就夠了。
” 說罷，他騎走了，去尋找木柴，同時為書裡的主角格溫德琳·哈萊斯擔着心。
他經常在司機擋住他的路時用自己的羊皮手套狠狠地敲打汽車頂。
那聲音聽上去肯定很像施特勞斯或亨策
他還會啪地扳轉後視鏡，把它們折向車身。
這一舉動讓那些渾蛋暴跳如雷。
但是他現在不這樣幹了；大約一年前，一輛藍色蒙迪歐的車主追上他，把他從自行車上逼了下來，對他大肆威脅了一番，安德魯因此害怕了。
現在，他隻會聲嘶力竭地罵他們他媽的王八蛋。
他們沒法反對，因為他們就是那号人，而且他們自己心知肚明。
我開始在去音樂會的時候帶些止咳糖。
發糖果時我就像是在開現場罰單，距離近的我當時就遞給他們，遠的違規者，我會在場間休息時送去給他們。
但是，正如所料，效果并不理想。
如果你在音樂會當中給某個人一顆包着的糖果，那你就得聽他剝去糖紙的聲音。
而如果你給他們一顆不帶包裝的糖果，他們幾乎不太可能會直接丢進嘴裡，不是嗎？ 有些人甚至沒有意識到我是在發動攻勢，或者在恣意報複；他們确實以為這是友好之舉。
有一天晚上，我在吧台旁攔下了那個男孩，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肘上，力度不夠大，使得這一舉動暧昧不明。
他轉過身，黑色高領毛衣，皮夾克，金色刺頭，和善的寬臉。
瑞典人，或丹麥人，或許是芬蘭人。
他看了看我伸手遞給他的東西。
“媽媽一向告訴我絕不要拿面慈目善的先生給的糖果。
”他笑道。
“你剛才在咳嗽。
”我回應道，聲音很輕，聽不到生氣的口吻。
“謝謝。
”他拿住糖果包着的一端，輕輕地從我的指間拽了過去，“想要喝點什麼嗎？” 不，不，我什麼都不想喝。
為什麼不？原因是我們都不願提及的。
我正站在2A這一層的側樓梯上。
安德魯去方便了，我才和這個男孩攀談起來。
我以為我還有些時間。
然而，我們正在相互交換電話号碼時，我轉身看到安德魯在注視着我們。
我很難裝作是在買一輛二手車，或者說這樣的事是第一次發生。
或者……裝作是其他任何事情，真的。
我們沒有回到座位上去聽後半場音樂會(馬勒第四交響曲)，而是度過了一個漫長、糟糕的夜晚。
那是安德魯最後一次跟我去音樂會。
他也不再想和我同睡一張床了。
他說他(可能)依然愛我，(可能)依然和我同居，但是他再也不想操我了。
後來，他說謝謝你啦，他甚至也不想有任何和性沾邊的舉動。
或許，你以為安德魯的這一态度會讓我對那個笑嘻嘻的、面容和善的瑞典或芬蘭或管他什麼國家的男孩說，好的，謝謝，我想喝一杯。
但是，你錯了。
不，我不想喝，謝謝你，不喝。
辦好一件事是很難的，不是嗎？對于表演者來說，想必也是如此。
如果他們忽略那幫得了支氣管炎的渾蛋，他們也是在冒險，因為他們很可能被當作是對于音樂過于投入。
嘿，盡興地咳嗽吧，他們不會在意的。
但是，如果他們企圖施加權威……我目睹布倫德爾在演奏貝多芬的奏鳴曲時忽然遊離鍵盤，朝冒犯者所處的大緻方向怒目而視。
但是那個渾蛋甚至可能根本未注意到布倫德爾訓斥的目光，而我們其他人則開始惴惴不安，擔心他是否已心煩意亂，等等。
我決定采取新舉措。
這止咳糖的方法，猶如騎自行車的向開汽車的做出一種表意的手勢：是的，您太好了，感謝您變換車道，反正我正準備來個急刹車，然後吓出個心髒病來呢。
根本沒用。
或許是時候敲一敲他們的車頂了。
讓我跟你解釋下我這個人，我身體相當健壯：健身房裡待了二十多年對我可沒壞處。
與一般雞胸的音樂會聽衆相比，我算得上是個卡車司機。
而且，我穿一件深藍色、厚實的謝爾蓋西裝，白色T恤，系一條深藍色樸素領帶，在翻領上别一個盾形的紋章徽章。
我選擇這一套服裝卻是别有用心的。
違規者普遍會誤以為我是個正兒八經的引座員。
最後，我從正廳前座移到了加座。
就在觀衆席的周邊：從這兒你可以一邊緊跟向導，一邊巡視正廳前座和樓廳的前半部。
這位引座員不會分發止咳糖。
他會等到場間休息時再派發，然後跟着那個冒犯者大搖大擺地走出音樂廳，來到吧台，或是擁有寬闊視野、可以欣賞泰晤士河天際線的區域，這些區域大都沒什麼兩樣。
“不好意思，先生，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了您剛才那個毫無顧忌的咳嗽所達到的音量？” 他們緊張地看着我，而我呢，确保我的聲音也是毫無顧忌。
“據估算，它達到了85分貝，”我繼續道，“小号的響亮音也大緻如此。
”我很快便學會這時候不能給他們機會解釋自己如何患上了這種讨厭的咽喉病，再也不會這樣了，或者其他什麼。
“那麼，謝謝您，先生，勞您大駕……”我繼續說下去，那個“我們”曆久猶存，是對我半官方身份的認可。
對待女士，我則有不同的方式。
就像安德魯所指出的那樣，“你他媽的渾蛋”與“你他媽的婊子”是必定有區别的。
而且，往往有這樣的問題，即，從用時髦的手繪在洞穴上塗了紅色野牛以來，她身邊的男伴或者她丈夫的心裡就激蕩不已。
“夫人，我們對您的咳嗽深表同情，”我幾乎像個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