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K37——我——回到音樂中。
并不是說我能專注音樂了，而是我感覺喜悅就像打噴嚏的沖動一樣在我體中升騰。
這麼多年之後，我終于這樣做了。
回家後，安德魯用他慣常的邏輯來打擊我。
也許，我的這位受害者認為這樣做無傷大雅，因為周圍人都在這樣幹；這樣不是不禮貌，而是在表示禮貌——在倫敦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安德魯答道：這些作曲家當然知道人們會怎樣來聽他們的音樂，于是，要麼寫出格外洪亮的樂曲來蓋過丢雞骨頭和打嗝兒的聲音，要麼，更有可能的是，創作出美輪美奂的曲子，這樣，即使是一個荒淫好色、土頭土腦的男爵也會刹那間停止玩弄藥劑師老婆那裸露的肌膚。
難道這對演奏者不算是挑戰嗎？或許，正是因此，他們最終的音樂才會如此恒久千古，如此美妙動聽？最後，我這個并無大礙的硬翻領鄰座或許是那個土頭土腦的準男爵的直系後裔，他這樣做隻是在繼承家族習俗：他付了錢，聽多聽少是他的選擇和權利。
“二三十年前，”我說，“在維也納，如果你聽歌劇時發出哪怕是最輕聲的咳嗽，一位穿及膝馬褲、塗脂抹粉、戴假發的男仆便會走過來給你一顆止咳糖。
” “那肯定會更加讓人分心。
” “但下次他們便不會再咳嗽了。
” “不管怎麼說，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還去聽音樂會。
” “為了我的身心健康，醫生。
” “看來是适得其反。
” “沒人能阻止我去音樂會，”我說，“誰也不行。
” “咱們别談這個了。
”安德魯答道，看向一邊。
“我可沒在談。
” “那就好。
” 安德魯認為，我應該待在家裡，和我的音響、我收藏的CD以及我們寬容友善的鄰居為伍，我們的鄰居很少會在界牆的另一邊清喉嚨。
如果去音樂會隻會讓你生氣，為什麼還要想着去呢？他問道。
我之所以這樣，我告訴他，是因為，當你身處音樂會大廳，你付了錢，不辭辛苦地過去，你就會聽得更加投入。
可事實并不像你告訴我的這樣，他回答道：大部分時間你好像都心不在焉。
噢，當然，如果我沒有被打擾，我肯定會更加投入。
那麼，一個純理論的問題是，你究竟會更加關注什麼呢(你明白安德魯有時是很咄咄逼人的)？我沉思片刻，然後說：實際上是大音位和弱音位。
對于大音位而言，不管你的音響系統有多麼精良，沒有什麼堪比上百個樂師在你面前震耳欲聾地合力演奏。
至于弱音位，那就更加吊詭了，因為你以為任何高保真音響都可以将它們演繹得很好，其實不然。
例如，緩慢舞曲開始的幾小節，漂越了20、30、50碼的空間；不過，“漂”并不是合适的字眼，因為這一用語隐含遊移的時間，而當音樂奔向你時，一切時間感頓然消弭，空間感、位置感也莫不如此。
“告訴我，肖斯塔科維奇怎麼樣？足以洪亮到蓋住那幫渾蛋嗎？” “哦，”我說，“這倒是個挺有趣的問題。
你知道它是如何以宏大的高潮開場的嗎？它讓我意識到我謂之大音位的意義。
每個人都在極力制造噪聲——銅管樂隊、定音鼓、大破鼓——你知道最突出的是什麼嗎？木琴。
那個女人奮力猛擊，木琴發出的聲音如鈴聲一般清脆。
好吧，如果你是在唱片上聽到這個聲音，你會以為這是某種精巧工程的結果——聚光燈強調，或者無論其他什麼稱呼。
在大廳裡你就知道，這正是肖斯塔科維奇想要的效果。
” “這麼說你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 “可是，這也讓我意識到，音調才是重要的。
短笛也是以這種方式脫穎而出。
所以，它要較量的并不隻是咳嗽、打噴嚏和它們的音量，還有音樂的質感。
當然，這意味着即使在震耳欲聾的時候，你也無法放松。
” “應該來個塗脂抹粉、戴假發的人給你些止咳糖，”安德魯說，“不然，你知道，我覺得你一定會氣得嗚哇亂叫不可。
” “那也是因為你。
”我答道。
他知道我指什麼。
讓我跟您講講安德魯吧。
如今我們已經同居了有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我們在三十八九歲時相遇。
他在V&A的家具部上班。
日複一日，無論陰晴，從倫敦的一邊穿梭到另一邊。
途中，他做兩件事：一、用随身聽聽磁帶上的有聲書；二、留心沿途的木柴。
我知道，這聽起來好像不太可能，但多數時候他的籃子裡裝滿了木柴，足夠晚上使用。
因此，他騎着自行車，聽着第325盤磁帶——《丹尼爾·德隆達》——從這一文明之地奔向另一文明之地，一路上時刻留意舊料桶和掉落的樹枝。
可是，不止如此呢。
盡管安德魯知道很多叉道上木柴枝蔓，他卻把旅途的大量時間花在高峰時段的車流裡。
你也知道那些開汽車的是什麼德性：他們隻注意其他開汽車的。
當然，還有公交車和卡車，偶爾留意下開摩托車的，但是從來都不會在意騎自行車的。
這點讓安德魯很抓狂。
看看他們，舒舒服服地坐着，吐着煙霧，一人一輛車。
堵在這兒的就是一群糟蹋環境的自大狂，他們一個勁兒地企圖拐進大約18英寸寬的空隙裡，完全不先核實一下是否有騎自行車的人在。
安德魯對他們大吼大嚷。
我文明的朋友、同伴、前情人安德魯，手執恢複劑，已經在精細鑲嵌工藝品上埋頭忙活了半天的安德魯，耳朵裡灌滿了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