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吓懵了。
這麼說來，他們終究把照相機和三腳架都找到了。
而且，還是在他堅決聲稱他随身沒有攜帶照相機以後。
他連這事都要撒謊，陪審團、法官和列席聽衆，會有怎麼個想法呀？！現在證明他對這麼一架毫無意義的照相機也要撒謊，以後人們還會相信他回心轉意的那一套說法嗎？！他最好還是坦白供認，越早越好。
不過，就在他這麼暗自思忖的時候，梅森傳喚一個名叫西米恩·道奇的人。
此人是一個年輕的林區居民兼汽車司機。
他在作證時說，七月十六日星期六，在地方檢察官的要求下，他跟打撈羅伯達屍體的約翰·波爾，好幾次潛水到撈起女屍的那一帶湖底搜索，終于把這架照相機撈上來了。
随後，照相機也經道奇驗明确認無誤。
在這以後，都是為直到此刻還沒有提到過的照相機裡那些膠卷作證。
這些膠卷已被顯影，可以作為罪證。
其中有四張，可以看出，不是别人，而是酷肖羅伯達，另外兩張，照得很清晰，就是克萊德本人。
貝爾納普面對這些物證，實在無法進行反駁，或是加以排除。
接下來是弗洛伊德·瑟斯頓走上了證人席。
他是六月十八日去沙隆克蘭斯頓家别墅的客人之一，克萊德正好也在那一天第一次去那兒作客。
此人在作證時說，那一回克萊德拍了一些照片，他所使用的照相機形狀大小，跟此刻出示給他看的這一架差不離。
不過，由于他沒法肯定就是這一架，他的證詞就從開庭筆錄中被勾掉了。
挨在瑟斯頓以後，是草湖旅店的女招待埃德娜·帕特森。
她在作證時說，七月七日夜裡，她走進克萊德和羅伯達那個房間，看見克萊德手裡拿着一架照相機，據她回憶，照相機的顔色、大小，就跟此刻給她看的那一架一模一樣。
那天夜裡，她還看見過一副三腳架。
克萊德對這一切覺得挺奇怪，并在幾乎迷迷糊糊的沉思中回想起來，這個姑娘确實進過那個房間。
克萊德既吃驚，又難過地想道：竟然有這麼多的證人，來自各各不同、互不相關，而又意想不到的地方，卻羅列出了怎麼也駁不倒，而且還都是很久以前的一系列罪狀！
在她以後好幾天裡，還有五位醫生作證——不過，貝爾納普和傑夫森對所有這些證詞能不能接受這一點上，寸步不讓地進行了争論。
這五位醫生，是在羅伯達的屍體一運至布裡奇伯格時就被梅森請來了。
他們依次宣誓作證說，考慮到羅伯達的生理情況，臉上和頭上挨砸後的創傷，确實足以使她昏倒過去。
從已故姑娘肺的狀态（即将死者的肺髒浸入水中，進行檢驗的結果）來看，可以斷定：她剛落水時，肯定還活着，雖然不一定有知覺。
但造成這些創傷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兇器，他們不敢妄加揣測，隻是說這種兇器肯定不是鋒利的。
不管是貝爾納普也好，傑夫森也好，他們兩人的嚴厲盤問，還是不能迫使醫生們承認下面這一點：這些打擊可能是輕微的，所以不至于使羅伯達昏倒或是失去知覺。
看來頭頂上的創傷最嚴重，傷痕很深，已凝成血塊。
所有創傷部位的照片，也都拿出來作為物證。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正當列席聽衆和陪審團感到極度悲痛和無比激動時，海特、醫生們和盧茨兄弟殡儀館同事在收屍時所拍攝的羅伯達臉部的一些照片，也都拿出來了。
證明她臉上右側傷痕面積，跟照相機兩邊大小完全相符。
緊接着在這以後，伯頓·伯利來到了證人席。
他在宣誓作證時說，他怎樣發現夾在鏡頭和蓋子之間有兩小绺頭發，跟羅伯達頭上的頭發一模一樣——或者說，梅森想要證明的，也是這一點。
随後，經過長達數小時的議論，貝爾納普被這種性質的物證弄得惱怒不安，很想用挖苦嘲笑來一一加以反駁，最後就從自己頭上揪下一根淡色頭發，質問陪審員他們和伯頓·伯利：單憑一個人頭上的一根頭發，能不能就說明這個人全部頭發的顔色；如果不能，那你們各位能不能相信：這麼一根頭發，究竟是不是羅伯達頭上的呢。
接着，梅森傳喚一位名叫拉特格·多納休的太太。
她用一種極為安詳、平和的聲調說：七月八号傍晚，大約在五點半到六點鐘之間，她和丈夫先是在月潭搭好了一座帳篷，然後去劃船、釣魚。
他們離開湖岸大約有半英裡，環繞月潭四周圍的樹林子和尖岬北頭也許有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