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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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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周旋于先帝與太皇太後之間。

    但是她的性格,卻并不喜歡争權奪利。

    若依她的本心,固然是希望國家能立長君,但是奈何太皇太後堅持認為,今日若有危局,斷不可以重蹈太祖皇帝覆轍。

    因此母後的心意,卻也難定——若是以前,母後是絕不會同意讓小王和四弟出京的。

    不過,宮中太醫傳來的消息,卻是說太皇太後病情也漸漸加重了……到時候,母後自是可以說服的。

    當前可慮者——小王以為,是要看朝中可有大臣肯替小王進言。

    ” 李道士哂然一笑,道:“大王以為,朝中大臣,有誰可倚賴?” “今日朝中有威望之大臣,無非文呂石馬諸人,此外王珪喏喏,馮京、吳充謹謹而已,餘者更不足道。

    ” “然而這七人,皆非大王池中之物。

    文彥博忠直,其意如堅石;呂惠卿圓滑而恃才,今上在位,彼雖然稱不上言聽計從,但也已位極人臣,除非他料定今上必有不測,否則大王何以能動其心?石越受今上知遇之恩,我觀其志,似不在小,此人更非大王所能羁使;司馬光天下君子,這等大事,更不用多說。

    馮京、吳充,謹小慎微之人,可守成不可創業;王珪是牆頭之草,不足以謀劃大事。

    若為大王計,若無兩宮太後為内援,政事堂諸相,更非大王所能倚靠者。

    ” 趙颢不以為然的說道:“又非要興兵動槍,不過是進一奏章。

    小王不信無待價而沽者。

    皇兄若無事,自是萬事皆休。

    若有事,便請在朝堂上一争,而富貴唾手可得,豈有人不樂為者?” 李道士知道趙颢此時已經完全被權力的欲望迷住了雙眼,不由暗暗搖了搖頭,道:“若是如此,呂惠卿、王珪,大王可以加以籠絡。

    此外,蔡确做了幾年的禦史中丞,居然能一直不動,可見其有過人之處,大王亦可留心。

    至于其他官員,無非是以壯聲勢而已。

    ” “呂惠卿,為何不是石越?”趙颢眉頭微皺。

     “石越……石越其人之懷抱城府,表面上望去,似乎是一個兵庫,大門洞開,其中兵槍弓矢,一目了然。

    但是若細加思索,卻實是深不可測。

    呂惠卿之懷抱城府,雖然是大門緊閉,但内有何物,智者不問可知,不過能騙騙無識之徒。

    因為對呂惠卿而言,一切都有一個價錢,而其價錢是什麼,卻是明碼标價的;石越的價錢則不可問……” “但是和呂惠卿相謀,難免不會被他出賣。

    ”趙颢難以掩飾自己對呂惠卿的厭惡。

     “誠然。

    隻要他覺得合适,必然出賣大王。

    ” “無論如何,小王都不願意結納呂惠卿。

    ” “若是如此,……” 便在同一天。

    宜春苑。

     宜春苑與瓊林苑、金明池、玉津園齊名,并稱為“四園”,是汴京有名的皇家園林。

    四園之中,瓊林苑是宴請進士之所,金明池教習水軍,玉津園有種麥勸農之意,惟有宜春園,大宋皇室卻一直任其荒廢,幾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皇帝曾經駕幸此園。

    為何并為四園之一,卻如此備受冷落,其中的奧妙,在大宋,卻也是盡人皆知:原來這宜春苑是因為舊址改成富國倉,于是遷到了秦悼王園,而這位秦悼王,便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弟弟趙廷美,因為“陰謀作亂”,曾被宋太宗趙光義貶為“涪陵縣公”,憂郁而死。

    雖然死後趙廷美又恢複了王爵,并且從熙甯三年開始,他的孫子趙承亮、曾孫趙克愉相繼繼承秦國公的爵位,代代享受着祭祀;但是大宋普通的老百姓,卻用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對這件事情的全部評價——汴京城的老百姓,都稱宜春苑為“庶人園”。

     石越曾經聽人說起過這些典故,但身為大宋朝的參知政事兼太府寺卿,他自然不便對這些事情發表公開的評價。

    雖然他的确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呂惠卿會一路帶他來宜春苑賞雪——是巧合,還是想要暗示什麼?他不由側了側頭,打量了一眼正在專心溫酒的呂惠卿。

    呂惠卿穿着一件茄色狐皮袍子,束着金絲腰帶,披玉針蓑衣,頭戴金藤笠,靴子是貂皮縫制的,此時一臉的從容恬淡,坐在一個石凳上——凳子上墊了一塊虎皮坐墊,神情專注的在木炭爐上溫着酒。

    石越又看了一眼園中,青松翠竹上覆蓋着厚厚的白雪,二人帶來的護衛随從,都稀稀散散的分布在園中,低頭喝酒吃肉。

     “子明,既來之,則安之。

    久聞你是最沉得住氣的人,如何今日卻似心事重重?”呂惠卿渾厚的聲音極具磁性。

    石越轉過身去,發現呂惠卿并沒有擡頭,依然低着頭往爐中加木炭。

     “我在擔心皇上的病情與天下的局勢。

    ”石越注視呂惠卿,半真半假的說道。

    對于呂惠卿的盛情,石越始終有一份保留。

    “吉甫也知道,天下漕運,有賴于四條水道,眼下黃河漕運,眼見遲早就要徹底中斷;雖然今年因着災情,以工代赈,疏浚了廣濟河。

    但終究不是長久之道——廣濟河水淺易塞,遲早會廢掉,最後可能還是要往陸路上想辦法。

    開發湖廣,惠民河的壓力驟然增加,兼之汴河漕運也已經接近飽和……而要運的東西卻越來越多,今年鐵礦産量達到一千萬斤,比去年的兩倍還要多,鉛礦産量也達到一千二百萬斤,錫礦産量也翻了将近一倍,達到四百萬斤。

    制造業與商業也更加繁榮,這一切都在給水運增加壓力。

    朝廷必須早日想出來對策來——無論是浚清水道,還是增加陸路的運輸能力,總要有個決策。

    還有,商業日漸發達,但銅産量卻遲遲上不去,今年銅産量不過一千四百五十餘萬斤,金産量不過一萬多兩,銀産量不過二十多萬兩,遲早有一日,朝廷要受貨币不足之累,這也需要皇上的決斷……但是皇上的病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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