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平素議論朝政，真要羅織罪名，又豈是難事？呂惠卿擅于弄權，司馬光剛愎自用，單單是士林清議的聲援，卻難以對付這二人。
就算勉強保住了，最終也會元氣大傷，再無今日之規模氣象。
”
“這……”
王昉把手輕輕搭在桑充國的肩膀上，凝視桑充國，“其實，這篇奏折雖然會對石子明的聲望造成影響，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問題，不是他的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戰争——隻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問題，皇上都會原諒他！而若平夏城失敗，這篇奏折，便一定會成為罪狀之一。
本來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壓，一直在讨論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現在的争議，卻讓朝廷暫時忘記了平夏城的僵局。
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這不是他的詭計？桑郎你又何必摻和進去？這等權術伎倆，桑郎你是謙謙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與呂惠卿，卻是用得爐火純青。
依我說，這些事情，咱們還是能避開就避開——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們也要有擔當，不怕得罪人，但是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寫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誰會認為他對？這又有何争辯的意義？還不是因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說了，便當成瘋言瘋語，誰也不會當真。
”
桑充國默默想了一會兒，終于緩緩點頭，舒眉道：“确是如此。
”
王昉見桑充國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賣石越一個人情。
石越不是說力戰之後，困于窮途，不得己而降敵麼？桑郎豈不知《太史公書》有《李陵傳》？《汴京新聞》不如就從《李陵傳》入手，辟出專門版面來，來讨論李陵該不該降匈奴。
這件事情，既與石越的奏折有關，又不點名道姓聲讨石越，比起幹巴巴的引經據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緊的，是可以給石越緩解一些壓力——千載之後，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從這裡看來，石越說的，未嘗就沒有一絲半點兒道理。
隻需先把水攪渾了，哪怕最後得出結論，石越的觀點全然錯了，也不要緊——如若把水攪渾一兩個月，石越還不能擺脫困境，那便是他命該如此，我們也不必管了。
”
桑充國聽到此策，不禁擊掌贊歎，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諸葛。
”
“官人謬贊了。
”王昉笑道。
她此時的心中，想的卻是更深遠的事情。
她幾乎是出于一種直覺，便意識到石越此時還沒有達到他的頂點，在這個時候，桑充國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後能收到的回報，必然十倍百倍于此。
這種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為桑充國考慮到的。
至于一個人在力戰後是不是可以投降，這件事情與她王昉又有什麼關系？也許她也會看不起那些貪生怕死的人，她會欣賞文死谏、武戰死，但是這些東西，絕對稱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國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時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國與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絲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
他還在考慮應當怎麼樣讓人們接受不得己的投降并不是犯罪。
但是他真有無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撐點。
他翻查了《唐律疏議》與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讀《論語》、《春秋》、《孟子》，試圖尋找理論上的支撐點，但是卻一無所獲。
生命的價值，在“仁義”這樣的道德準則之後。
華夏諸族人民，自有史記載以來，一直到大宋熙甯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間有高于生命的意義存在。
對于家族、對于君主、對于國家、對于種族、對于文明的忠誠，毫無疑問，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憑心而論，石越并不排斥這種說法。
他從心裡就厭惡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國家的人。
他對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誠，但是石越對民族與國家，卻有着極深的忠誠觀念。
“漢人學得胡兒語，反向城頭咒漢人”，這世間還有比這更卑劣的人嗎？一個人若肯為自己的國家、族類、文明而犧牲，石越會從心裡尊重他，并且也認為這樣的人，理所當然要受到全種族的尊重。
但關鍵是，石越認為這種犧牲，應當出于個人的自由選擇。
選擇犧牲的人是君子，不選擇犧牲的人就是小人麼？
選擇犧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選擇犧牲的人就罪該萬死麼？
隻要沒有反過來去危害自己的國家與族類，那麼選擇保全自己的性命，難道不可以理解麼？如果他還是曾經為國家與族類奮勇戰鬥過，隻不過迫不得己而降敵，難道就不值得同情麼？
但是身邊沒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個人，包括受石越影響最深的侍劍，石越相信唐康也會一樣，他們會認為，五代十國時期那種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們笃定的相信，身為社會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祿者，有義務在關鍵的時候，為社稷而死。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應不應該去做，在他們看來，卻是毫無疑問的。
這可以說是宋朝古文運動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巨大力量。
諷刺一點說，也可以說是石越的巨大成就。
石越心裡也知道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雖然宋朝出過中國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漢奸，但是宋朝滅亡時，也是中國曆史上士大夫死節者最多的朝代。
石越從不嘲笑他們，一個能夠為了自己忠誠的對象去死的人，無論他的能力是多麼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
宋朝的滅亡，那些死節的士大夫有錯，但是主要的過錯不在他們，那不過是曆史的悲劇。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甯年間，就是在這個時代，宋朝的中高級軍官，在與西夏的戰争中，也極少有被俘的，一旦失敗，大多數人都揮劍自刎了。
在這樣的時代，無論多數人在實際上能不能做到甯死不降敵寇，在道德上，要說服天下人，說如文煥這樣的情況，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諒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沒有幾個人會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來，以文煥的身份，甚至沒有被俘的權力！如果被俘，他就應當自殺。
武狀元，不僅僅是榮譽，也是一種責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煥。
正如石越同情曆史上的李陵一樣。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認為他并不是漢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視不理麼？如果我嘗試了，失敗了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煥一人。
”石越這樣說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對的麼？”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許他身上本來就有這樣的矛盾，他既欣賞中國傳統的重義輕生，卻又受到西方的影響，認為人之是否重義輕生，完全應當取決于自己的選擇。
石越知道，如果僅僅是理論上的辯論，石越絕對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韪，來做這種逆向而行的事情。
但是涉及具體的一條人命，還是一個自己看好的有才華的年輕人，石越有時候就無法把握自己理智與情感的天平。
因為這條人命，很可能就取決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邊傾斜一點點。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歎了一口氣，雖然這花園鬧中取靜，十分清幽，然而，從幾年前開始，石越就已經很難找到一個讓自己心境安靜下來的地方了。
他看了擺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雙手不自覺的在古琴上亂劃起來，陝西路安撫使司衙門的後花園，響起了一陣紊亂急促的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