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惠卿望了各懷心事的政事堂宰輔們一眼，似乎感覺過于長久的沉默并非解決問題的辦法，輕輕咳了一聲，道：“諸公以為如何？”
“某以為不妥！”司馬光絲毫不留情面地說道，“無論金、銀、銅、鈔，皆為無用之物。
于世間有用之物，乃是糧食與絹布。
天下農夫每歲所耕之地不變，則所産之糧不增多；天下農婦所種之桑麻棉不變，則所織之布不增多。
而朝廷卻要發行所謂‘交鈔’，此是以此無用之物，奪天下農夫農婦所産之糧布，與加稅又有何異？”
戶部尚書所說的，是一種樸素的經濟道理，立時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認同。
但是太府寺卿顯然也有他的理由，韓維立時欠身說道：“非也！某以為，司馬公所言，隻見其一，不見其二。
”
“願聞其詳。
”說話的是尚書右仆射呂惠卿。
雖然韓維與石越本質上都是他的政敵，但相比而言，他更願意見到有人讓司馬光難堪。
自從司馬光入朝之後，呂惠卿與司馬光之間在皇帝面前公開的互相攻讦，就超過三十次；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評，更是家常便飯。
然而奇怪的是，雖然呂惠卿曾經數次用計，試圖激怒司馬光，逼性情剛強的司馬光主動請辭，但是司馬光卻一改常态，絕不辭職。
呂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輕易言退——一方面，因為受到太皇太後的重托，讓忠君觀念極強的司馬光有了一種肩負重任的感覺；另一方面，卻是因為當年王安石雖然與司馬光政見不合，但是司馬光潛意識中，對王安石還有一種信任，懷着一種僥幸認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對呂惠卿，司馬光卻是認定了他不過是一個奸佞小人，司馬光自認為如果自己離開朝廷，将會成為國家的罪人，因此雖然屈居呂惠卿之下、哪怕與呂惠卿争得怒發沖冠，司馬光始終不敢放棄自己的責任。
但是這些卻是呂惠卿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呂惠卿始終希望借用一切機會，來拔掉政事堂的這根眼中釘。
韓維并不知道自己此時已經成為呂惠卿打擊司馬光的工具，他注視司馬光，朗聲道：“司馬公當知慶曆間事，慶曆之時，江淮之地便有錢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調集銅錢應付西夏元昊之邊患。
直至熙甯以來，東南錢荒，依然如故。
熙甯二年呂相公便曾建議坐倉收購軍兵饷糧，而令東南漕運糧改納現錢，當年司馬公曾上章論之，以為如此則會加劇東南錢荒……”他這句話說出來，政事堂中呂惠卿與司馬光都表情尴尬，馮京、吳充等人卻面露笑容。
韓維沒有覺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繼續說道：“此後朝臣論東南錢荒者甚衆，直至熙甯九年夏，張方平相公亦曾言東南六路錢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
’且言‘人情日急’。
是故石越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論之，請朝廷于秋收之時，許農夫納米不納錢，以免使農人同時賣米，加劇米賤錢貴，重傷農夫。
後其入朝，又數論之，天子恩德，于熙甯九年秋頒诏許之，天下稱頌之聲，今日尤不絕于道。
然則東南錢荒，卻并未完全解除。
”
韓維說到此處，連司馬光都暗暗點起頭來，因為韓維提及的，實是宋朝經濟領域面臨的一個死結！大宋君臣，對此都束手無策。
果然，便聽韓維繼續說道：“一面是東南錢荒，緻使米賤傷農，百貨不通，萬商束手；一面卻是銅貴錢賤，銅禁未開之時，天下銷錢鑄銅器者已不可勝數，自王介甫開銅禁後，更是風行天下。
銷镕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即可獲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誰不願為？遂使錢荒愈重。
石越論及此事，以為以銅鑄錢與以銅鑄器，利潤相差如此，是銅錢之值賤也！若依常理，則既有錢荒，則當錢貴，錢貴則鑄錢監當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實，卻是各地鑄錢監，因銅價貴于錢價，若能不虧，已是萬幸。
”
韓維說的，的确是當時的怪現象，一方面東南錢荒，流通市場缺少銅錢，導緻錢貴米賤，傷害農業；另一方面，卻是銅錢的市場價值低于它的實際價值，導緻官府鑄銅錢不能獲利甚至是虧本，而同時，卻有大量的銅錢被鑄成銅器，以及流出海外——因為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數倍于它在本國的購買力！由此更加劇了錢荒的現象。
這是宋朝人難以解釋的現象，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當中。
他們鑄造的銅錢，既是貴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銅錢的東南諸路，也是如此，那裡的銅錢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卻除了傷害到米價之外，并沒有導緻物價暴跌，甚至是米價，也處于一個相當的水準，所以使得銅錢不斷的外流——曾經有來自日本國的商船，一夜之間将一座城市的銅錢全部買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載着滿船滿船的銅錢出海，去海外購買超過這些銅錢在大宋境内的價格一百倍的貨物！這也許可以解釋成宋朝政府在平準物價方面做得多麼出色——哪怕是虧本，也在不斷的鑄造銅錢，使得東南地區雖然看起來永遠都在缺錢，但是至少不是不斷的缺錢，流入量抵銷流出量，從而維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也可以解釋成因為宋朝的經濟水準遠高于她的鄰國，所以宋朝的物價哪怕在缺少銅錢的狀況下，依然遠高于她的鄰國。
但無論如何，對于宋朝來說，這始終是個難題。
連石越都無法解釋清楚這種現象，更不用說設法解決了。
雖然這隻是一種局部現象，但是對大宋東南地區的工商業，卻有十分大的影響。
因為錢荒，導緻東南地區的市場被限制在一定的規模之内，無法擴大；又因為錢在大宋境内價賤，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唯有以物易物，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從海外運回銅錢，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因為哪怕是将銅錢運回來鑄成銅器，在算上運輸費用之後，其利潤相比海外貿易的利潤，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每個商人，都務求将手裡的每一文銅錢都換成貨物運回大宋。
但是東南諸路的市場規模，卻無法吸納這過多的貨物，大部分的貨物，隻能運往汴京。
一旦汴京也吸納不了時，與其降價賣到其他地區，商人們更願意削減貿易的規模來保證利潤。
于是大宋東南地區的發展，就這樣被限制了。
整件事情雖然引起了宋朝精英的普遍關注，但是在當時的人們而言，是很難從更深的層次來理解這個問題的。
但盡管如此，韓維還是憑借着自己粗淺的理解，以及在太府寺卿任上所得到經驗，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
雖然他的認識并不深刻，考慮的問題也并不周全，但實際上卻很可能是有效的。
所謂的“瞎貓撞上死耗子”這種事，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