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亞歐大陸東部的心髒。
掌握着人類最富庶的國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開一次相對秘密的禦前會議。
受诏參預此次會議的人數并不多，但是卻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謂不多，但支出更為可觀。
”戶部尚書司馬光的聲音平穩而威嚴，幾乎讓人隻聽他的聲音便無法置疑他所說的話的權威性，“熙甯八年，朝廷歲入折合缗錢共計六千九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一貫七百四十三，結餘二百萬貫。
熙甯九年，朝廷歲入折合缗錢共計七千二百萬六千貫五百一十二，雖然朝廷收入增長，且厲行節儉，但許多支出仍然繼續增加，整編軍隊的花費加上幾處災情的額外支出，結餘反而隻有三百二十萬貫。
熙甯十年，朝廷歲入繼續增加，折合缗錢達到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六百二十貫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陝西用兵，兼之數路再遭天災，整編軍隊與軍隊換裝速度加快，朝廷在熙甯十年的結餘是淨負二百萬貫。
熙甯十一年歲入與熙甯十年相當，然各路水旱災情不斷，兼以整編禁軍之花費劇增，結餘亦不過二百餘萬貫。
熙甯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歲入七千八百六十四萬四千九百貫三百五十七，又無大災害，節餘達到六百萬貫有餘。
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收入，還包括了自熙甯十年八月以來至今，累計發行的交鈔六百五十萬貫。
”
相當一部分人自動忽略了司馬光其他的話，而是對熙甯十二年的财政狀況感到歡欣鼓舞。
雖然這也是大家早有耳聞的事情，但即便是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權的人，除了呂惠卿等少數人外，也是第一次親耳聽到司馬光證實。
大宋有多少年沒有這麼好的光景了？
“臣還想提請皇上與諸位大臣注意，因為連續大規模用兵，兼之不斷發行交鈔，銅錢與交鈔大量流行于民間，今年京師的米價，官價已經達到石米一貫，市價更高。
既便是去歲大熟的湖廣與兩浙路，米價亦已達到石米七百，幾乎與仁宗對元昊用兵時的米價相當。
朝廷熙甯十一年軍費耗費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價上漲。
如若朝廷決意在西北大舉用兵，便以十萬之兵計，一兵當三夫轉運，則至少當有四十萬人有賴供食。
而陝西之兵，便已不止十萬，臣以為一旦有事，至少須計算六十萬人之糧供給，便以人日食二升計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餘萬石。
陝西雖薄有軍蓄，最多亦隻能勉強以當一歲之供給。
而戰事一興，則不可期之驟勝，日後軍資，皆需由他路轉運，路途遙遠，耗費更多。
西夏打上兩年，朝廷至少要耗費一千萬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則物價沸騰絕不可避免。
以此計算，伐滅夏國，以臣之見，朝廷至少要預備一千萬貫的軍費——這還不包括軍器損耗、傷員醫治等開銷——并且要盡量希望戰争在一年内結束，最多不能拖過兩年。
”
司馬光緩慢而又清晰地說出這些讓人幾乎無法反駁的數據。
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馬光的潛台詞：這場戰争，一旦打起來，很可能會耗盡大宋的家底。
如果能期以必勝，保證必能滅亡西夏，或者超過一千萬貫的投入還有價值。
但是戰争是沒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敗，或者久戰不定——特别後者，簡直便是财政上的噩夢！
“除此之外，”司馬光加強了音調，“我們最好還要祈禱上天，這兩年不要再鬧出什麼大災大害。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汴京每歲要從東南六路運米六百萬石，而陝西還需要數百萬石，每歲汴河能真正能運輸的時間隻有那幾個月，汴河上的船隻有限，運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時保證陝西的軍糧供應與汴京的糧食供應，這是極大的難題。
臣愚鈍，實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償所失？若将這一千萬貫的軍費，用于國内之建設，用之于學校，則可使上百萬之孩童讀書識字；用之于湖廣開發，則朝廷不出數年，又得一大糧倉；用之于減稅，則天下鹹受此利！臣請陛下三思之。
”
司馬光可謂言辭懇切。
從為天下理财的角度來看，身為戶部尚書的司馬光，對與西夏的戰争始終無法表示支持。
在他與以他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看來，這種戰争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不能給人民與社稷帶來任何好處，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
相反，對于薛奕統率的海船水軍在海外的擴張，司馬光等許多大臣的态度卻有了微妙的變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與北部擴張所要遇到的阻力與付出的代價而言，此時宋朝海船水軍在淩牙門以東的海域，輕輕松松就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而且，更重要的是，謀求這種優勢不僅不擾民，還能帶來巨大的利益。
海外貿易的稅收已經超過全國總稅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說服力的說辭。
司馬光已經隐約意識到，與其向西，向北，還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争，人民就必須忍受物價飛漲的痛苦。
一個如宋朝這樣的文明國家，與其它國家打傳統的大陸戰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絕不可能赢利的。
打仗就是以财富換安全。
但是宋朝的海船水軍若要在淩牙門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滅國之戰，莫說汴京，便是兩浙、廣州的糧價，都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輸了動搖不了國家的根本，赢了國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這樣的戰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為漢、唐的繼承者，代表着華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們，絕大多數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從西夏與遼國身上移開。
更何況，這兩個國家的存在，還代表着邊境的威脅與不安全。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幾乎是家喻戶曉。
忍氣吞聲這麼久，好不容易有一個徹底扭轉乾坤，一洗恥辱的時候，豈能輕易放棄？！
趙顼是為什麼要變法圖強？！
在皇帝趙顼的心中，還有更深的隐痛——這個傷疤盡管整個大宋隻有極少數人知道，也從來沒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恥的那一天，它永遠是宋朝任何一個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最耿耿于懷的恥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與遼軍的戰鬥中受傷，疽發崩駕的！
欲圖契丹，當先滅西夏。
趙顼的決心不可動搖。
祖宗的恥辱，必須用勝利來洗雪。
“卿不必多言。
便是砸鍋賣鐵，朕亦要打赢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們如此宣布着，“漢唐故土，絕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聲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壯志。
隻有司馬光屹然不動，目光平靜從容地望着皇帝。
趙顼亦不以為意。
他早已習慣他這些臣子的脾氣。
平心而論，趙顼稱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優容大臣的君主。
他将目光轉向他的樞密使與樞密副使們。
文彥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聲道：“陛下，樞密會議商議的結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
“朕已讀過。
”趙顼點點頭，由年高德勳的軍中宿将、元老們組成的樞密會議，是一個沒有決定權的參謀機構，專門就軍事方面的問題讨論，提出建議供皇帝參考決策。
樞密會議對于伐夏有種種意見，但有一點卻是統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為樞密使的文彥博，在伐夏的問題上，内心卻有點矛盾。
他懂軍事，但卻并不是一個武人，而是一個名臣。
所以，一方面，他有着與司馬光同樣的擔憂，擔心無法速戰速決，久拖不下，使國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經久曆西事的文彥博，與樞密會議的那些元老宿将們一樣，亦無法放棄這樣的天賜良機。
這樣的機會，一百年間也隻會有這麼一次。
況且，文彥博也明白，宋軍是有很大可能打赢這一仗的。
宋朝為了這場戰争，準備了許久了。
熙甯十一年以來，陝西路通過種種手段陸續儲存了四百多萬石糧食，導緻司馬光所說的熙甯十二年兩浙、湖廣米價居高不下的原因，這亦是其中之一。
這四百多石軍糧，可供十餘萬軍隊，數十萬丁夫半年至十個月之用（當年石越在趙顼面前，還是說了外行話，他大大低估了運輸的耗費；而司馬光亦遠遠低估了這個數字）。
隻要前期軍糧有充足的保證，以宋軍現在的戰鬥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種種準備，戰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堅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彥博繼續說道：“陛下已決心一戰，抵定西北。
臣等不敢不切實言之。
以軍費而論，臣以為一千萬貫的開銷是肯定不夠的。
且雖說大軍在外，利在速戰，但若期以一年必勝，隻怕也不切實際。
臣以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兩年的準備。
除與西夏外，對契丹亦不可不防，開封黃河以北地區的堡寨，不能停工，與遼國接壤地區，尚須繼續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測之變。
禁軍之未整編部隊，亦當加速整編——在西夏作戰的軍隊，未必不需要援軍。
此外，每次勝利之後的犒賞費用，亦不能省。
朝廷不能奢望前線的将士們節省着打仗。
”
無論如何，文彥博都必須先将困難指出來，做鴕鳥是打不赢戰争。
“此外，至熙甯十二年為止，朝廷在延綏行營有步軍四萬二千、馬軍一萬八百；環慶行營步軍一萬五千、馬軍九千；秦鳳行營步軍三萬九千、馬軍一萬二千六百；熙河行營步軍一萬二千、馬軍一千八百；長安以陝西内地駐軍步軍二萬四千、馬軍三千六百。
全部禁軍合計步軍十三萬二千、馬軍三萬七千八百。
這還沒有計算陝西路的廂軍、蕃兵、沿邊弓箭手的數量。
西夏雖經屢敗，兼之内亂，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