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下二十萬，其餘各種勢力，更不可不防。
朝廷欲期以必勝，不能僅以西軍之衆伐滅人國。
樞密院以為，河東路之飛武軍第三軍、飛騎軍亦當參預伐夏之役。
而自殿前司諸軍中，當調遣拱聖軍、骁騎軍、宣武第一軍、第二軍、鐵林軍為助。
再遣使招董氈助戰，如此，方能保持對西夏之絕對優勢。
故此，在計算軍費的時候，臣以為甯可高估一點。
”
文彥博将兵力配置向衆人一交底，司馬光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
一千萬貫！他實在是遠遠低估了這個數字。
這樣規模的戰争，一千萬貫能支持半年之用，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這筆開銷是值得的。
”呂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臉色，插道：“朝廷養兵之費，每歲至少在五千萬貫，多則六千萬貫。
其中大半耗費在陝西。
若能平定西夏，則朝廷無複西顧之憂，大力裁兵，歸兵為農，單一歲所節省之軍費，便不止一兩千萬貫。
此乃萬世之功業。
臣以為為大臣者，當目及長遠，不可锱铢必較。
”
“呂相公說得輕易。
”司馬光讀出了呂惠卿話中的諷刺，立即反唇相譏，“休說戰無必勝之事。
便有必勝，治理西夏的開支，又豈能少了？無大軍威懾，隻怕軍隊前腳方走，立時便有變亂。
在西夏駐軍，轉運之費，未必下于戰争之費。
要使群羌心服，談何容易？隻恐我大宋更無裁軍之日。
”他又轉向皇帝，亢聲說道：“陛下，臣不敏，亦知聖主當修德以徕遠人。
設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國強兵練，夏國與契丹又何敢犯境？縱有擾邊，我擊破不難。
何必如此耗費根本，大興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為子孫除害，立萬世之功，此漢武之托辭，前漢衰敗之由也。
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聖主，不是那些開疆拓土、耀武揚威之主，而是能讓天下百姓豐衣足食，使外敵不敢冒犯之主。
願陛下三思之。
”
身為戶部尚書，皇帝與整個朝廷暗中對于伐夏的決心與所做的準備，司馬光是非常清楚的。
雖然明知道無法阻止整件事情的發生，但是他始終認為自己已當盡到自己的責任。
為這個龐大的國家管理了幾年的财政之後，司馬光對自己的一些觀念更加堅持，而另一些觀念，卻也同時發生也不易覺察的改變。
他更加堅信，靈武、燕雲，不應當成為宋朝的曆史包袱，漢唐有漢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他全力支持軍隊的改革，一隻更有戰鬥力的軍隊，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
但是，若有希望謀求與西夏、契丹的和平相處，便沒有必要選擇戰争——畢竟，現在宋朝對西夏與契丹，都不必支付那恥辱性的“歲賜”了。
他緻力追求的大宋，是一個政府能力行節儉，人民能豐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才是司馬光理想中，不遜于三代之治的社會；這樣的國家，隻會讓遠方的蠻夷們羨慕向往，而絕不敢輕易侵犯，縱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給予有力的回擊。
冒着财政破産的危險，打一場必要性也許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大的戰争，身為中國曆史上最優秀的曆史學家之一，司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曆史蒙住了雙眼。
司馬光也并不是一個完全回避戰争的書呆子。
他的觀念也在微妙的發生着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轉變。
他其實并不是回避戰争，而是不知不覺中，他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戰争必須劃算，主動發動的戰争，它的風險要盡可能的可以控制。
對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擴張，司馬光由最開始的疑慮，已經漸漸轉變成默默地支持。
身為戶部尚書，他比旁人更敏銳地覺察到了海洋戰争與大陸戰争的區别。
但在這一點上，以整個大宋而論，司馬光是孤獨的。
皇帝的臉色變得陰霾起來。
呂惠卿有幾分不屑地瞄了司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裡暗罵了一聲，然後朗聲說道：“戰争之勝負，陛下可問諸文樞使與吳兵部；微臣所敢保證者，是朝廷定可以籌集軍費，以供前線之需。
”
“卿有何良策？”趙顼喜動顔色。
衆人盡皆側目。
隻有司馬光微微哼了一聲。
“朝廷今日之積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
以今歲、明歲之歲入結餘，再适當增發交鈔，民不用加賦，而軍費自足。
”呂惠卿自信的說道。
“再增發交鈔？！”馮京幾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鈔無本，不得印發！否則後患無窮。
”
“百姓焉知有本無本？”呂惠卿反問道，“隻要朝廷繼續允許以交鈔交稅，交鈔與銅錢何異？戰勝之後，以一年節省之軍費，足以補上。
”
馮京頓時無辭以對。
司馬光心裡明明知呂惠卿說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無辭反駁。
猶豫了一下，終于決定不要自取其辱。
雖然知道濫發交鈔的禍害——這是有過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馬光亦意識不到這樣做究竟會有多嚴重的後果。
文彥博隻是怔了一下，與吳充對視了一眼。
他們二人都絕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發交鈔，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但是這至少要好過“因糧于敵”的誇誇其談。
大不了，廢掉交鈔便是，這樣的先例亦并非沒有。
雖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時權宜之計。
如呂惠卿所言，若能隐瞞過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趙顼亦贊道：“隻要處分得當，亦是奇謀。
”
“陛下，故臣以為，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如何用兵，以何人為帥？”呂惠卿順着皇帝的話說道，“隻要能打赢，這些代價值得付出，困難亦可克服。
但若不能稱心如意，後果不堪設想。
選将用兵，實是至關重要。
”
呂惠卿抛出這個議題，所有人頓時都怔住了。
計算軍費開支，需要調撥之軍隊與役夫若幹，如何用兵，何人負責糧草，何人負責轉運，如何應對遼國……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預料當中都要讨論的問題。
但是，“選帥”，卻絕非是預定議題的内容之一。
雖然呂惠卿将選帥用兵綁在一起抛出來，但是在場之人，誰聽不懂背後的含義？汴京流傳的流言，立時浮上所有人的腦海——聽說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對石越擔任伐夏的主帥，卻全都被皇帝壓了下來。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點尴尬。
這種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皇帝的意志，呂惠卿一向慣于揣摸上意，他說出這番話來，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
為什麼傳說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們壓下來？亦或者，這個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種小手段？
沒有理清楚頭緒之前，是不會有人輕率表态的。
不止一個人眼熱伐夏軍統帥的位置，但是，誰能比石越更有競争力？
“伐夏之役，調動大軍近二十萬。
其中不乏軍中宿将、幾朝勳臣。
臣為國計，以為以石越為帥，未必能節制得了這些人。
尤其是殿前司諸軍，其統軍之将，幾乎個個都曆事三朝，戰功卓著，隻恐内心不服。
将帥不和，素是兵家大忌。
故臣以為，朝廷當另遣元老重臣坐鎮節制，以石越在陝西度支糧草便可。
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為人謙退，有君子之風，亦不須憂其争功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濟，何事不成？！”呂惠卿侃侃而論，他說的，絕不是什麼好的理由，但卻是十佳的借口。
“呂相公何不直說，以何人為帥更佳？”司馬光語帶譏諷地說道。
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彥博身為樞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見壽年便到，要找個有足夠份量的人去與石越“和衷共濟”，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每個人都在靜靜等待着呂惠卿說出他的人選。
到熙甯十三年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處于一個非常微妙的時段。
仁宗朝那個黃金時代所誕生的第一流的人材，正一個一個走向他們生命的終點。
韓琦、曾公亮、蔡挺、陳升之這些名臣名相，相繼去逝；老邁的張方平已經緻仕；在軍中素有威信、智勇雙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連兵部尚書吳充，也因為兵部事務的煩瑣勞累、朝廷中的勾心鬥角，而顯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經數上辭章，雖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務，大多卻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
如今碩果僅存的，其實也隻有文彥博、司馬光寥寥數人。
在另一個時空的曆史上，耶元十一世紀，可以說是屬于這些所謂的“慶曆名臣”的；北宋一代幾乎全部的輝煌、榮耀、遺憾、歎息，亦可以說是屬于這些“慶曆名臣”的！這些人創造了曆史上最好的時代，也創造了曆史上最壞的時代。
他們留給後人想念不盡的繁華與光彩，亦留給後代扼腕歎息的遺憾。
待到他們的生命之花凋謝，北宋以及整個華夏文明都開始走向最繁華時代的覆滅。
而在這個時空，也許“熙甯”會比“慶曆”更加耀眼奪目，但毫無疑問，每一位慶曆老臣的離去，都是大宋朝無法挽回的損失。
雖然他們或者可以不用再帶着遺憾離去，因為後繼者有着不遜于他們的風采。
崇政殿内的大臣們，并不會有這種曆史的感歎。
但是，他們卻同樣清醒的知道一個事實：當時間跨入熙甯十三年之時，大宋朝廷中，比石越資曆高、威信重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甚至可以說，屈指可數。
他們并不會也不可能去無禮地注目呂惠卿，但每個人卻都在暗暗地想象着呂惠卿的表情，以及猜度着他的人選。
甚至連皇帝趙顼，都将帶着幾分疑惑地目光，投向他的宰相。
三天前，趙顼召見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之時，呂公著對他說過一句話：“苟非得人，毋生邊釁。
”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