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彥博與吳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達了京師，幾乎是同時，與他一起快馬到達京師的，還有石越的奏章與種、姚二家諸将的請罪表章。
在即将大舉用兵之時，忽然發生這樣的事情，讓趙顼感覺非常的惱怒。
雖然這件事情因為涉及軍機，隻有極小範圍内的幾個人知情。
但皇帝卻不能不慎重處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異議者并存的地方。
即便是隻有樞府、兵部、衛尉寺少數機構的重要長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樣會存在着意見的分歧：樞密使文彥博、同知樞密院事孫固堅持主張以軍法誅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與兵部尚書吳充則認為應當先行押監，待伐夏事了，再行處置，以免動搖軍心。
此外，幾位軍隊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長官，更是幹脆認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張赦免二人，讓二人戴罪立功。
趙顼心中更傾向于呂公著與吳充的意見。
雖然他并不相信種、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與實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擔心的事情。
在需要用人之際，一般來說是應當加以恩寵的。
此時誅殺其家人，是很可能會影響到臣子的士氣，導緻他們在戰場上不能盡心竭力報答皇恩。
無論是先行押監，待他們立下功勞後再以功抵罪加以釋放；還是直接讓他們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場，都是收攏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
這種手腕，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
趙顼幾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後，種、姚二家諸人感激涕零的樣子。
但是，文彥博與孫固的堅決，卻讓他相當為難。
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對此也是态度鮮明。
細讀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經将那兩個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們的理由也是很有說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諱的就是藩鎮之禍。
所謂“藩鎮之禍”，換句話說，便是武人之亂。
當年石越就曾經在趙顼面前一指見血的指出：軍隊最重要的便是紀律與忠誠。
所以講武學堂首先要教給學生的，便是紀律。
而忠誠則來自于榮譽與晉升。
宋朝的軍制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宋太祖以來建軍理念的一次深化與變革。
宋太祖欽定的軍法是最重視紀律與服從的。
而熙甯以來的軍制改革，則更加深化了這一理念。
趙顼内心裡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見：若能将紀律與忠誠，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則國家有能戰之士而無武人之患。
因為帝王的權術，而犧牲掉軍隊紀律的權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與長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孫固對着皇帝說起話來，簡直可以用“放肆”來形容，趙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幾乎濺到自己臉上的唾沫星子，一面聽着孫固激烈的話語：“陛下，若為市恩于下，而敗壞法紀，實是鼠目寸光！為人主者，隻須賞罰嚴明，則臣下自然心服。
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皆肇禍之由……”
“不然！”吳充不待孫固說完，便插言反駁道：“凡事有經有權，國法亦不外乎人情。
二犯行刺，豈是無因？曾無可憫處？且押後處置，亦非不罰，不過權宜之計，以免沮喪邊臣之心。
大臣者，非刀筆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變通？孫大人此言，實是法家之語。
商申之術，乖離聖教，何足為恃？”
“陛下！”孫固正眼都不看吳充一眼，向趙顼拱手欠身，厲聲道：“吳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語！微臣自束發受教，未敢有違聖人之訓者。
《論語》有雲，‘政者，正也。
’《貞觀政要》有言，‘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無私，上下相信。
’又雲，‘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以之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
’若‘罰不及于有罪’，‘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權術馭下，而有貞觀之治，為一代聖主。
奈何為大臣，竟欲導陛下去誠信而用權術哉？況且唐之藩鎮之禍，豈是一朝而成？蓋亦是驕兵悍将，恃功賣寵，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漸，緻使法度漸壞，終不可救。
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漸之時！”
“吳充為大臣而不知大體，以邪術導人主，臣請陛下，速遠此奸小！”文彥博對吳充也極為不滿，竟絲毫不留情面。
在他看來，當面不明确地拒絕自己，轉過身來在皇帝面前卻是另一番言辭，的确是小人的行徑。
孫固與文彥博尖銳的言辭，說得吳充一張老臉脹得通紅，雪白的胡須氣得不停地抖動，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顫栗着說道：“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餘年，無功于社稷，無補于聖明，不見容于同侪，屍位素餐，愧對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邁，許臣緻仕，臣永感陛下隆恩。
”說完，已是老淚縱橫。
趙顼隻覺得頭“嗡”地一下響了起來。
由意見之分歧而導緻互相攻擊，自居為“君子”，而以對方為“小人”、“奸臣”，最後意氣相争，幹脆辭官去位——這樣的故事，趙顼是再熟悉不過了。
他有點惱怒地望着他的這些個心腹重臣們。
平心而論，他亦分辨不出誰是誰非。
吳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