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羅丹關了電晶體收音機，從桌子旁站起身來，一盤早餐幾乎原封未動地留在桌子上。
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遠眺窗外白雪覆蓋的景色：這遲來的春天，使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
「這些混蛋！」他小聲地詛咒着以表示憤恨。
接着他又輕輕地用一連串的咒罵以發洩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和行動分局的強烈仇恨。
羅丹在許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幾個領袖人物。
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灰白色的臉蘊藏着滿腹仇恨。
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經常以一種冷淡的态度來掩飾自己的感情。
由于他沒有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曆，使他不能再往上晉升。
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
在德國侵略法國的時候，他才十七八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裡，他駕駛着一條漁船，從法國逃到英國，後來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當了一名列兵。
羅丹從列兵到下士，然後上升到準尉，經曆是很艱苦的。
在科尼希将軍率領下，他在北非參加了幾場血戰。
後來又跟着勒克萊在諾曼第登陸，通過灌木叢林，在收複巴黎的戰鬥中，才使他帶上了軍官的肩章。
如果憑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無論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
要是在戰前，他隻能考慮自己是複員呢，還是留在部隊裡終身當一名小兵。
可是，複員後回去幹什幺呢？他除了父親教給的修鞋技術以外，一無所長。
他發現自己家鄉的工人階級已歸共産黨控制，共産黨接管了「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内務部。
因此，他隻好留在軍隊裡。
後來他看到從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知識的年輕新一代，通過教室裡的理論課程赢得了同他一樣的、用鮮血換來的「Ｖ」形軍官臂章，這使他更感到不平。
當他眼看着他們在軍銜和特權方面都超過自己以後，這種不平之感便變得難以擺脫了。
剩下來的唯一出路是參加殖民軍部隊，那兒的士兵勇猛頑強，長年征戰，不比那些義務兵隻是在操場上練個沒完。
因此，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裡，很快成為一名連長。
和他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人，說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緻的。
作為一個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還必須通過戰鬥、戰鬥、更多的戰鬥。
他在印度支那戰争結束時，已經是一名陸軍少校了。
他回到法國又經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這件事以及他在法國度過的那一年，使潛伏在内心的憤憤不平變成了對政客們和共産黨人的厭惡。
在他眼裡，政客和共産黨是一路貨，他們這些人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法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去了。
法國如果不由軍人統治，就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遍布法國政界的賣國賊、馬屁精的掌握。
隻有軍隊裡才不存在這兩種人。
羅丹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曾親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時還掩埋過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中堅。
正是由于這些戰士的流血犧牲，那些資産階級才得以在家裡過着舒适的生活。
他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裡打了八年仗以後，才從祖國的老百姓那裡知道，大部分人對于軍隊還是毫不關心的。
他看到過左翼知識分子指責軍隊的文章，寫的無非是些關于嚴刑拷問戰俘以獲取重大情報等瑣碎小事。
這些在馬爾克．羅丹内心激起了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沒有晉升機會而積下的不滿情緒結合起來，使他變得更加狂熱。
他一直認為，如果當地有殖民地政府當局的支持，在國内有政府和人民作為後盾，那幺軍隊是能夠打敗北越的。
在越南的失敗是一種集體的背叛，使得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在那兒死去，而且死得毫無意義。
羅丹自己是決不會也決不可能背叛的。
在阿爾及利亞就能證明這一點。
他在一九五六年春天離别馬賽口岸時，是一個很快活的人。
他似乎相信，在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的高山上他将達到自己畢生事業的頂峰，從而使法國軍隊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軍隊，兩年艱苦和殘酷的戰鬥并沒有動搖他的信念。
确實，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當初想像的那樣容易被征服。
雖然他和他的士兵們擊斃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莊夷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來愈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
在這裡或者在那裡，不論在什幺地方打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
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裡居住着三百萬法國人。
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第、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打仗一樣。
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總還是戰鬥人員。
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裡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争的仇恨相比，簡直算不了什幺。
在後一種戰争裡，清潔工人把塑膠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裡。
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号。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唯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
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争費用的日益增長；在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争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
他乾淨俐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
由于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并由将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于一九五九年四月進入愛麗舍宮。
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裡興奮得哭了。
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于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
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産黨人将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将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
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
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法着手恢複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裡出了毛病了。
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間啊。
當法國内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胫而走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
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于一九六○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
他确信老頭兒是一點也不糊塗的。
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複興法國的版圖并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
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
留下的隻有仇恨。
他恨這個制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
一九六一年四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譁變失敗了。
戴高樂隻是略施小計，就把譁變在娘胎裡扼殺了。
在最終宣布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週，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電晶體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
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
苦于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幺無害了。
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
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于一九四○年六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内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面臨着忠誠的抉擇。
我就是法國，掌握着法國的命運。
跟随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隻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
羅丹比其他部隊幸運些，他的一百二十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
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
他和其他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于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
在最後的七週裡，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
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挂了号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隻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
一九六一年冬，羅丹成為安東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國外的「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領袖。
從此以後，阿古憑他銳利的鑒别能力、他的才幹和他的敏捷，使他成為在法國大城市進行活動的幕後人；而羅丹的特點，則是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老練和他具有豐富的戰鬥知識。
如果他僅僅是一名粗魯的狂熱者，那他将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而決不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幹的人為「秘密軍隊組織」扛槍。
但他比這些人更為能幹。
老鞋匠生下他時給他一個善于思考的頭腦，雖然他始終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經過軍事學院的訓練，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來的。
當羅丹以自己的信條面對法國和面對軍隊的榮譽時，他和其他人一樣的固執；但當他對待純粹是具體問題時，他就能重視實際效果并進行邏輯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籌。
因此，他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謀刺戴高樂的問題。
他并不那幺傻，認為這項工作簡單易行。
相反，由于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的失敗，更加重了困難。
要想尋找一個刺客倒不是難辦的，問題是現在總統周圍已經築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圍牆，想找一個人或提一個簡單計畫，能鑽進這個安全的圍牆，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他有條不紊地在腦子裡思索着一系列的問題。
他在窗前坐了兩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煙，直到整個屋子都彌漫着藍色的煙霧，才拟出了一個計畫來解決這些問題。
他對計畫進行嚴格檢查時，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後卻總是經不起考驗，無法成立。
想來想去，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即保密問題。
自從小克拉瑪事件以後，情況有了改變。
行動分局打入「秘密軍隊組織」上下各層的程度已達到驚人的地步。
他的上級阿古最近遭到綁架一事就表明行動分局是多幺急于抓到「秘密軍隊組織」的領導人并加以審問。
他們甚至不惜和德國政府大吵一場。
阿古受審已有十四天，「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體領導人都不得不東躲西藏。
喬治．皮杜爾突然對出頭露面失去興趣。
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驚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國和比利時。
他們一窩蜂地搶購假證件和遠程機票。
較下層的成員們看到這種情況後，都大為喪氣。
在法國境内，以前樂于提供協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運送武器、傳遞消息，甚至提供情報等等，如今接到電話時卻都輕聲說一句道歉，就挂上了電話，再也不肯理睬他們了。
小克拉瑪事件失敗後，被捕者受到審訊，法國境内的三個地下組織網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動。
法國警察根據内部情報，抄了一家又一家，破獲了一個又一個貯藏武器和其他物資的密室。
另外還有兩次謀刺戴高樂的活動，當陰謀策劃者們剛坐下開第二次會時，就被大批警察捕獲。
當全國抵抗委員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