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得畏縮不前，而且……」他停了一會兒，他對這個不知姓名的暗殺者很蔑視──「還是一個外國人。
」
羅傑．弗雷伊發覺他束手無策了。
将軍并沒有像内政部長所擔心的那樣發脾氣。
他開始清晰、準确地講話，他不願讓他的聽話者對他的意圖有絲毫模糊不清之處。
當他說話時有些詞句傳到窗戶外面，塔賽爾上校也聽見了。
「法國不應當接受……把尊嚴和偉大屈從于一個……一個豺狼的可恥的威脅。
」
兩分鐘後，羅傑．弗雷伊離開總統那裡。
他嚴肅地向塔賽爾上校點了點頭，通過禮儀大廳的門走了出去，下了樓梯走到前廳。
為首的接待員陪着部長走下石級，坐進等待着的雪鐵龍汽車，并且看着部長乘車而去，他不禁想到：「這個人一定又帶走了苦惱和難題，我是經常看見的。
不知道這位老年人對他說了些什幺。
」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員，他在這裡已服務了二十年，對這種情形已是司空見慣，因此他的臉部就像愛麗舍宮的宮牆一樣始終保持着平靜。
「不，不能那樣幹，總統在這一點上的意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
羅傑．弗雷伊從他辦公室的窗口轉過身來，看着那個聽他講話的人。
當他從愛麗舍宮回來後，幾分鐘内，他就召來了他的秘書長亞曆山大．桑根納蒂。
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個狂熱的戴高樂派的鐵腕人物。
這個人在過去兩年内，由于内政部長委派他做了很多關于法國安全方面的具體工作，他根據受惠者的個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權利的變化靈活處理，從而樹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猶豫地出動了共和國保安部隊、抗暴部隊以及四萬五千名準軍事部隊，用有效的戰略戰術對付不論左派或右派的上街遊行示威，使極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産黨人也叫他法西斯，雖然他所採取的維護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鐵幕以外對工人階級所採取的最文明措施。
極右分子也同樣地不喜歡他，因為他壓制民主和民權，但更為可能的是因為他在維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長期以來本想由他們來保持這種公共秩序，以便使他們自己揚名。
群衆也普遍地不喜歡他，因為嚴酷的法令都是從他的辦公室發出來的。
根據這些給群衆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設置了栅欄，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檢查身份證，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揚年輕的示威者被共和國保安部隊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聞界已經把他稱為「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專家」，而且除了發行量比較小的戴高樂派報紙外，無不對他進行謾罵。
他作為法國挨罵最多的人即便肚子裡有氣，也沒辦法去躲起來。
他個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愛麗舍宮的一間辦公室裡的，而在這個宗教裡，亞曆山大．桑根納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
他對着面前的吸墨紙怒目而視，吸墨紙上擺着淺黃色的文件夾，裡面裝着羅蘭的報告。
「這樣不行，不行。
他這人簡直沒辦法。
我們得保護他的安全，他卻不讓我們這幺幹。
我本來可以抓住這家夥的，這個豺狼。
但你卻說不容許我們採取反擊措施。
我們幹什幺呢？就等着他襲擊嗎？就光坐着等嗎？」
内政部長歎了一口氣。
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面。
「亞曆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
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
也許羅蘭錯了。
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繫。
我們已經與紀博将軍聯繫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于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号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
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内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
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将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
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隻要我們採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幺不論在國内和國外，都将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裡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
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幺堅決。
」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面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面，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隐蔽起來，什幺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鐘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
自從二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并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曆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儘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争，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
在行動分局從内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紮，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隐姓埋名的兇手給繞過去了。
隻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裡隐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
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幺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
」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
這就使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兇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裡就跟蹤到哪裡，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唯一的方法。
」
内政部長環視着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
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内政部長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着的是他的秘書長。
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将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面前都擺着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裡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
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裡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裡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