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他将仍是一個值得長久關注的特殊行當。
更何況，角兒，主角，豈是舞台藝術獨有的生命映像？哪裡沒有角兒，哪裡沒有主角、配角呢？
我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擔任過二十五年專業編劇，還交叉任職過十幾年團長、院長。
這是一個大院，有自己的創作研究機構，還有四個劇種各不相同的演出團。
六七百号各類吹、拉、彈、唱、編、導、畫、研人才，幾乎都把腮幫子鼓多大，在這裡日夜吹響着“振興秦腔”的号角。
我任院長的十年，剛好陪伴着一百多位戲曲孩子，走過了他們從兒童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長曆程。
孩子們從平均年齡十一二歲，長到二十一二歲，我就像看着一枝枝柳梢在春風中日漸鵝黃、嫩綠、含苞、抽芽、發散，直到婀娜多姿，楊柳依依，幾乎是沒漏掉任何一個成長細節。
不能不交代的背景是：孩子們一腳踏入這個劇院時，21世紀才剛開啟三四個年頭。
外面的世界，幾乎是被“全民言商”的生态混沌裹挾着。
任院牆再高，也難抵擋“急雨射倉壁，漫竅若注壺”的逼滲。
可孩子們硬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每日穿着色調單一的練功服；走着與時代漸行漸遠的“手眼身法步”；演唱着日益孤立無援的古老腔調；完成了五年堪稱艱苦卓絕的演藝學業。
他們的畢業作品是《楊門女将》。
當平均年齡隻有十六七歲的一群孩子，以他們紮實的功底、靓麗的群像，演繹出一台走遍大江南北，甚至歐洲、北美、亞洲、港澳台地區都飽受贊譽的大戲時，我不能不常常用“少年英雄群體”來褒揚他們的奉獻犧牲精神。
說他們是“少年英雄”，其實一點都未拔高。
在最離不開父母時，他們撕裂了父愛、母愛；在最需要關心、呵護時，他們忍受着鑽心的痛疼與長夜寂寞，讓幾近瀕臨失傳的絕技，點點走心上身。
尤其讓人感動的是：在官貪、商奸、民風普遍失範時，他們卻以瘦弱之軀，杜鵑啼血般地演繹着公道、正義、仁厚、誠信這些社會通識，修複起《鍘美案》《窦娥冤》《清風亭》《周仁回府》這些古老血管，讓其汩汩流淌在現實已不大相認的土地上。
以他們的年歲，本不該犧牲青春，去承擔他們不該承擔、也承擔不起的這份責任。
但他們卻以單薄的肩膀、稚嫩的咽喉，擔當、呼喚起生命倫理、世道人心、恒常價值來。
他們不是英雄誰是英雄？
在我讀過的書裡，常記憶猶新的，有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裡的那個白人女孩兒伊娃。
她就擔當了她本擔負不起的解放黑奴的責任。
斯托夫人并沒有把她寫成一個解放者。
而是用天使一般潤物無聲的善良、無邪、愛心，讓她身邊所有人，都感知到了被溫暖與融化的無以匹敵的人性力量。
長期以來，我就有書寫戲曲藝人成長的萌動與情愫。
尤其是不想放過他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
因為他們在這個時代就已開始了一種叫擔當的傳播活動。
盡管這種擔當于他們并非是一種自覺。
可客觀效果，已然是了。
終于，《主角》要開啟這種生活了。
我是想盡量貼着十分熟悉的地皮，把那些内心深處的感知與記憶，能夠皮毛粘連、血水兩摻地和盤托出。
因為那些生活曾經那樣打動過我，我就固執地相信，也是會打動别人的。
《主角》的主角叫憶秦娥。
一九七六年她出場時，還不到十一歲。
姐妹倆，她排行老二。
父母親更希望她們能招引來一個弟弟，因此，姐姐取名叫來弟，她叫招弟。
招弟對上學興趣不大，上完學還得回來放羊，倒不如早早回家放羊算了，她想。
論條件，縣劇團招收演員，是應該讓她姐去的，她覺得她姐比她漂亮、靈醒。
可家裡覺得姐姐畢竟大些，還有用場，就硬是把她送了去。
她舅胡三元是劇團的敲鼓佬，覺得外甥女喚招弟太土氣，就給她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
這個名字，也是因為省城劇團的大名演叫李青娥，才照葫蘆畫的瓢。
後來，易青娥還果然出了名，又被劇作家秦八娃改成憶秦娥了。
也許是這個名字耳熟能詳，又有點意思，憶秦娥竟然從此就爆得大名，一步步走向了“塔尖”，終成一代“秦腔皇後”。
如果僅僅寫她的奮鬥、成功，那就是一部勵志劇了，不免俗套。
在我看來，唱戲永遠不是一件單打獨鬥的事。
不僅演出需要配合，而且劇情以外的劇情，總是比劇情本身，要豐富出許多倍來。
戲劇在古今中外都被喻為時代的鏡子。
而這面鏡子也永遠隻能照見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是全部。
僅僅伴随着戲劇而湧流的生活，就已包羅萬象，豐富得不能再豐富，更何況其他。
在寫作《主角》的過程中，我現在任職的單位陝西省行政學院，恰好邀請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來講文化自信。
當得知《主角》正在孕育時，他隻一個勁地鼓舞：“要掄圓了寫。
掄得越圓越好！”這話在他讀我《裝台》後，也曾幾次提到：說“刁順子掄圓了”。
我就在反複揣摩先生“掄圓了”的意思。
後來，因其他事，我跟先生通電話，先生說他正在看《人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