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那段時間，我剛好犯了肩周炎，痛得就想把左蹄髈渾渾砍掉了事。
如果這隻蹄髈能替代小說的删節，我還就真豁出去了。
我請青年評論家楊輝和西北大學文學院的院長段建軍幫忙砍，他們大概是礙于情面，看來看去，都說不好下手。
編輯家穆濤甚至說：老兄别弄得太殘忍，讓我們當了劊子手，你卻扮成善良的窦娥她娘，一邊收屍，一邊哭天喊地。
回顧創作《主角》近兩年的日子，還真是有點感慨萬千。
要不是突然有了寒暑假，我還的确拿不下這大的活兒呢。
我總是那麼幸運，幸運得像上帝的寵兒，在最需要時間的時候，時間就大把大把地塞給了我。
突然調到一個新單位，履職的第一天就放暑假了。
我還誠惶誠恐地問辦公室主任，這樣一休幾十天，不違規嗎？他說學校放寒暑假，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就噗嗤一笑，偷着樂呵地鑽進了一個全然封閉的處所，泡方便面、沖油茶、啃鍋盔地開始了《主角》的“長征”。
有時甚至寫得有一種“淪陷”感。
幾十年的積累，突然在這個節點上，一下被攪動、激活起來，也就“掄圓”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不善應酬，工作之餘，不懂任何眼色與關系的打理。
隻一頭鑽進書房，像捂着眼睛的瞎驢一樣，推着磨碾亂轉。
一年多時間，唯一停下來的，是在大年初二到初四的三天。
我不得不在這裡啰嗦幾句：那幾天，幾乎所有手機，都被一個打工者的橫禍所刷屏。
這個可憐人，新年也攜着家人去了動物園。
他給妻、兒都買了看老虎的門票，自己卻為省那一百五十元，而翻越四米高牆，生生葬身虎口。
他若手頭真的寬裕，又何必如此賤作卑瑣呢？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的死，不僅沒有引起同情，相反還招來了一連串“死了活該”的逃票譴責。
不少人倒是同情起了被槍殺的食人虎。
紛紛對“虎哥”憑吊痛悼有加。
我突然中止了寫作，不知寫作還有什麼意義？那幾天，我不斷想到古老戲曲裡那些有關老虎的情節。
從來惡虎傷人，都是有英雄要舍身喊打的。
怎麼現在都站到“虎哥”一邊去了？難道這真是一種生命平等、生态平衡的世紀覺悟？直到正月初五，我才又慢慢回到書桌前，努力給自己寫下去尋找一點意義支撐：不正是因為人間需要悲憫、同情與愛，憶秦娥才把戲唱得欲罷不能嗎？憶秦娥的苦難，憶秦娥的寬恕，憶秦娥的堅持，不正在于無數個鄉村的土台子前，總有黑壓壓簇擁向她的人群嗎？在中國古典戲曲裡，英雄制止惡虎傷人，從來都是關乎“正義”“天理”的橋段。
因此，數百年來戲曲的大幕總是能拉開。
而拉開的大幕前，即使“燕山雪花大如席”，也都不缺頂風冒雪的看戲人。
文學與藝術恐怕得堅定地站在被老虎吃掉的那個可憐人一邊。
最是不能幫着追究逃票者的責任了。
我相信我的主角憶秦娥，如果由武旦改扮武生，是更願意為這個弱者演一折《武松打虎》的。
這部小說在寫作一開始，就得到了很多鼓舞我鬥志的關愛。
作者最擔心的是作品發表問題。
而《主角》一開筆，就被幾家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所念叨。
他們不僅遠程關心進度，而且幾次來西安，當面撫摸近況。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施戰軍先生在得知我《主角》開筆後，就捎話讓先給《人民文學》。
并派編輯楊海蒂女士，緊盯住我的創作進度。
楊海蒂說，是因了《裝台》，而使他們對《主角》有了信心與期待。
我說可能太長，她說長了選發。
這種鼓勵、鞭策與信任，當然是十分巨大的了。
小說出來，我把郵件發去僅三天，他們就敲定了十餘萬字的節選方案。
我十幾歲就是《人民文學》的讀者，知道它的分量。
這對一個創作者來講，的确是莫大的鼓舞。
後來，《當代》主編孔令燕女士，又十分擡愛地決定将小說前半部分，刊登在了《當代長篇小說選刊》上。
緊接着，《長篇小說選刊》主編付秀瑩女士又打來電話，很是提攜地将拙作的後半部分也刊發了出來，這讓一個寫作者，委實有了一份老農秋收般的光榮與喜悅，一時間，好像玉米也成了，大豆也成了，地畔子上還随手擰回一個大南瓜來。
最終，我将稿子給了作家出版社，是他們恩寵過《裝台》，也感謝着他們對《主角》的“高看一眼”。
社長吳義勤和總編輯黃賓堂先生，從頭激勵到尾，并敢“隔着布袋買貓”。
這種信任，讓我的創作始終處于巨大壓力之中。
讓我感到興奮的是，《裝台》的責編李亞梓女士，又被再次确定為《主角》責編。
她僅用五天時間，就讀完了全稿。
一天晚上，我正挂着計步器走路，她打來電話說：剛剛讀完，興奮得不能不跟你通話。
那些鼓舞人心的話語我就不說了，反正她的語氣和用詞都讓我立馬有點飄飄然起來，返回的路上，開車差點壓了一隻不知這慫人是如何興奮至此的流浪狗。
小說寫得長，後記話也多，打住，不說了。
2017年12月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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