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讀過4年小學，我讀小說是從看張恨水、劉雲若的言情小說和《十二金錢镖》等武俠小說開始的。
我11歲從出生地天津回到故鄉山東。
故鄉是抗日根據地，在黨的抗日救國号召和教育下，我12歲就參軍當了交通員。
隻幹了一年就趕上精兵簡政，部隊發給我家40斤小米幾丈粗布，令我複員。
并要我盡快離開老家，怕鬼子掃蕩抓住我。
既是為了我的安全，也是怕我經不住考驗。
我就到天津投親，從此流浪在天津街頭。
碰上街頭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講條件也不要鋪保，我見機會難得，求着人家把我收下，誰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
幹了一年多。
美國飛機把日本工廠炸毀了。
沒活可幹，日本人又把我們送回中國，打算叫我們再在他們在中國的礦山上勞動。
中國人回到中國後就有辦法了，我在幾個大工人帶領下就逃出工廠參加了新四軍。
我在天津流浪時，街頭有出租小說的。
租一本小說一天才收幾分錢。
我打零工吃飯，别的娛樂玩不起，隻有租書還租得起，就讀起了小說。
為消遣讀書，又沒人指導，唯一的選擇就是好看。
《薛仁貴征東》、《江湖奇俠傳》、《紅杏出牆記》、《舊巷斜陽》，碰上什麼看什麼。
看着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換一本。
就這樣開始養成了讀書報的習慣。
在日本當牛馬，見不到中文書報。
回國參加新四軍後，一開始在連部當通信員，見到書報真是如饑似渴。
我當通信員，營長見我愛讀書挺高興，不光表揚我，到團裡開會時還專門上宣傳科替我找書，日本投降後部隊要把一些沒機會上學的小同志送進學校去補習文化，營長搶先要了個名額，把我送進了根據地一所中學脫産學習。
可我當兵當野了，穿一身軍裝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塊坐在課堂裡念書，怎麼也坐不穩當。
碰巧軍文工團排戲缺少個演小孩的演員，找了幾個孩子面試，人們見我會說國語（那時還不叫普通話），臉皮又厚，而且是部隊送來代培的，沒有軍籍問題，一張調令我就成了文工團員。
小孩的戲不多，沒戲演時我管小道具、點汽燈，最多的是爬在幕後小聲念劇本給台上提詞。
這樣人家演一個戲我等于念了一個劇本，念多了無意中受到了編故事、寫對話的熏陶。
那時演的戲多半是小歌劇和秧歌戲，于是也學會合轍押韻。
解放戰争打起來後，文工團開到前線做火線鼓動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戲了，隻能在戰場作即興演出。
行軍時部隊走路我們就站在路邊唱歌數快闆。
看到什麼要現編現演。
我們新四軍文工團許多演員來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戲是專家，可沒幹過火線鼓動，不會扭秧歌，更不會編快闆，我就靠我提詞學來的本事試着幹。
看見從路上走過來的是炊事班，我就打着闆兒說：“炊事員真能幹，又做菜來又做飯。
同志們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繳槍。
”團長一看我比上海來的大演員還編得流利，以後除了點汽燈，還叫我參加編寫小節目。
有回我數快闆叫前線報紙編輯聽見了，他說：“喂，你編的這段還不錯嘛。
把它寫下來交給我好吧。
”我說：“我會數，叫我寫有的字我還寫不出來。
我說你記行嗎？”這樣我說他用文字記，他拿回去過兩天在報紙上印出來了。
那位編輯又拿着花生、柿子來找我說；“這是你那篇快闆的稿費。
不過這稿子是我替你寫成文字的，還給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們倆一塊吃！”這就是發表的處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筆稿費。
解放後，我從部隊轉業，調到北京文聯，在趙樹理手下工作。
1951年我參加赴朝鮮慰問團的創作組，寫了一篇小說，趙樹理看了馬上拿在《說說唱唱》發表了。
不久到了“八一”建軍節，趙樹理讓我再寫一篇小說作配合，我趕寫出一篇又發表了。
從此我就往寫小說這行奔了。
開頭寫一篇發一篇，我覺得當作家并不難。
隻要有生活，再從理論上補充點知識就能闖出路來。
于是我就加班猛補文學理論。
這才知道寫小說首先要注意主題的思想性，考慮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體現時代精神……我這才知道寫小說還這麼多說道，于是就按這些規定去寫。
說來令人傷心，從此寫的東西竟寫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時間竟一篇小說也沒發出去。
我這才發現寫小說并不那麼容易，以前樂觀得早了點。
領導人趙樹理、王亞平等認為我雖有文學細胞，但文化根底太差。
恰好中國作協開辦的文學研究所（後改講習所）第二期招生，便決定派我去學習。
當時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是丁玲，這所就是她創辦的。
丁玲同志訪問蘇聯，蒙斯大林接見，斯大林問她：“中國有沒有培養作家的機關學校？”丁玲說沒有。
斯大林說：“你參觀一下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