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文學院吧。
”丁玲參觀後，才知道這是專門為有生活積累但缺乏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們創辦的學校。
她覺得中國也有一批這樣的作者需要補課。
回來以後向中央作了彙報。
最後是毛澤東主席點頭，建立了中央文學研究所。
專收參加革命較早、寫過不錯的文學作品，但沒受過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
第一期學員有陳登科、馬烽、胡正、李若冰等。
陳登科最為典型，這時他已發表了《活人塘》，這是可稱作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品。
但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時偶然發現的。
他看了覺得有意思，就拿給趙樹理看，老趙看了認為基礎很好，就親自動手修改，還替他重寫了個開頭。
陳登科的小說雖然寫得不錯，可他那筆字比天書還難認。
不光寫得草，還自己創造字。
稿子裡有好幾處的“馬”字下邊都沒有四點。
汪曾祺看着那部稿子發愁地吸了半盒煙都猜不出念什麼，念“馬”吧，沒有四個點，前後句子也連接不上，不念“馬”應該念什麼呢？恰好康濯從他身邊經過。
他叫康濯猜。
康濯看了說：“我猜念‘趴’，馬看不見腿不是趴下了嗎？”寫信問陳登科，他說他創造的這個字就是“趴”。
當時文學研究（講習）所收的就是這類人。
進了文學講習所後，我認真讀書，一天最少要讀十幾個小時的書。
所裡規定如果不上課，每天閱讀書籍不低于5萬字，我每天都讀7萬字以上。
所裡沒有專職老師，學哪一門就請哪一門專家來講。
如講屈原，主要就請遊國恩講，學莎士比亞就請曹禺講。
聽曹禺先生講課比看他的戲還有意思，非常精彩。
但聽完回去自己寫起作品來，他講的學問卻一點也用不上。
當時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兒，吃飯在一個食堂。
有次回家，在吃早飯時我和他坐在一起。
他問我大家對他講課有什麼反映？我說：“你講課大家很愛聽，但真的寫起來，為什麼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說：“小鄧，我寫了一輩子，一講你們都用上了，我吃什麼呀？”我說：“您的秘訣不告訴别人，總可以傳授給我吧！”曹禺笑笑說：“說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寫上，真要講，一個鐘頭就說完了，你們規定一課講兩個半小時，隻好一多半時間講廢話！”我又問：“那一個小時的要點是什麼呢？”他說：“一個小時也沒有，也就有15分鐘。
其實15分鐘都用不上，就一句話：你想學着寫劇本，就背上三個劇本，背得滾瓜爛熟，背熟了再寫，就跟原來不一樣了，别的沒竅門。
”我後來才明白他說的是實話，學寫作其實跟學騎自行車一樣，看人家怎麼騎你就怎麼騎，騎不好就挨摔。
摔着摔着就會了。
想學寫小說，就讀好小說，讀通了再寫，就跟不讀的時候不一樣。
文學作品有沒有客觀标準？當然有。
有曆史和社會評價問題。
我們提倡讀名著，讀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作品。
但作為一般的讀者，有權利選擇自己較為喜歡并與自己閱讀水平接近的書籍來讀。
個人喜歡看的書讀來就印象深。
以我個人的體會來說，也正是自己曾喜歡讀的書籍，對自己以後的文學創作起到很大作用。
在文學講習所學習外國文學，必須讀的書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
《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譯的。
作家是名人，翻譯家也是名人，但我讀不進去，一看就打盹，什麼也記不住。
如果隻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寫詩的話，我這一輩子也當不了詩人。
學習歌德的階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屜裡放一本愛看的武俠小說，沒人時打開抽屜看武俠小說；一看所長丁玲走來了，就收起抽屜裝着讀《浮士德》。
所長召開座談會，了解學員讀書情況，有人已給我彙報，說鄧友梅從不認真看課程内的書，卻偷着看武俠小說。
丁玲很開通，她說，沒關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愛讀就多讀兩遍。
對于作家來說，隻有讀得進去的作品才會起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
經過一些年的創作實踐，我的體會是：讀書像聽收音機，每個人都有他接受的頻道，不是這個頻道就不能接受。
讀得進去的作品寫作時有意無意會去模仿它。
沒有一個人開始寫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學習水平接受水平是會不斷提高。
後來我對托爾斯泰的著作、巴爾紮克的著作也讀了不少。
文學理論有沒有用？有用。
隻有寫作寫到了一定的程度，回視自己的創作的時候，再用文學理論去衡量，再作思考，才起作用。
在文學講習所學習時我的導師是張天翼同志。
我問他，作家怎麼養成觀察生活、捕捉題材、捕捉形象的技能。
他說，記日記。
你每天從宿舍到課堂（當時在鼓樓，宿舍與課堂隔着一條馬路），一個月要走幾十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