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半年私塾，我還上過四年半小學，換了三個學校。
這事和民族命運有關。
1936年，我進了一家私立小學。
上了一年，學會寫“人、手、足、刀、尺”，學會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
日本向盧溝橋開了炮，逃難到了山東老家。
從山東回來，天津火車站上已經挂了太陽旗，造币廠門口也站了日本兵。
半夜三更中國警察領着端刺刀的日本大兵查戶口。
我上的學校關門了，我又進了個新學校，還是私立。
新學校是平房小院。
有三間北屋，三間西屋。
北屋住着校長一家。
西屋兩明一暗。
明間一二年級。
暗間是三四年級。
沒有高小。
校長戴銀絲眼鏡，穿“協和服”，打學生比私塾裡還狠。
有兩位先生（那時私塾裡稱老師，學校裡才稱呼先生）。
王先生教音樂、國語；李先生教算術、勞作。
兩個年級在同一教室穿插上課。
一年級上國語二年級就練“書法”，描紅模子“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二年級上算術一年級就做“勞作”，用馬糞紙做手槍。
兩班一塊上音樂課，王先生按着風琴教唱歌：“中國國民志氣宏，戴月披星去務農，犁盡世界不平地，汗水澆得五谷豐，自由平等，革命成功，人情進化，世界大同……”剛唱到這兒校長急忙進來攔住說：“我說王先生，你老是要砸我吃飯的家夥呀！小日本憲兵隊在門口巡邏呢，快換這個，快換這個。
”校長掏出張新民會發的歌兒，那上邊印的是“旭日照東亞，東亞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