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
這樣，新中國成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新軍裝做廣告。
我說得很得意，大家聽得也挺高興，過後也就忘了。
最近從報上知道服裝模特成了最時髦、最先富起來的行業之一，這才又想起這段光榮曆史，懷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國第一個軍裝模特，但不知能否從這裡找到點騰飛之路。
聽到出發口令，我就帶着一臉高興走上街頭。
遊行前記者們都劃定地段，分配了采訪任務。
重大新聞輪不到我寫，我的任務是寫遊行花絮，而且隻限定寫從新華日報社到“國民大會堂”這一小節路上的情況。
我觀察了些什麼，如今已完全忘記。
隻記得隊伍過去後我就到新華日報樓裡去寫稿發稿。
大會規定，所有記者采訪完都到那裡去寫稿。
随到随寫，随寫随發，新華日報為此專騰出一間大廳來供記者們自由使用。
來人中既有軍隊記者也有地方記者，有官方記者也有民間記者（當時南京最大的民辦報紙似乎是張友鸾先生主持的《新民報》）。
在那個日子裡，人們滿懷喜悅，互相毫無戒心，不論穿軍裝的穿便衣的，穿列甯服的還是穿西裝的，大家一見如故，歡聲笑語，大廳門外就成了全南京記者們相識、交談、聚會的場所。
我寫完稿跟剛相識的《新民報》一位記者閑談，猛擡頭忽看見從外邊大步走來一位軍人，頓時吓得我把說了一半的話停住，下半忘了要說什麼。
那記者見我神情有異，忙問：“你哪裡不舒服？”可我顧不上回答他。
原來從我們文工團調出來當記者的有兩個人，另一位比我年紀大、修養高、學問深、本事強，名叫周澤民。
正當他連續發稿件引得我羨慕、老同志贊許時，忽然傳來消息說他在進軍的途中與敵人遭遇，光榮犧牲了。
大家聽了都很難過，一時間還成了議論的中心，正要打聽花圈往哪裡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來了，錯了管換，正是這位周澤民！
他見我發愣，就首先伸手問好。
我覺得他手并不像傳說中來自另一世界的那麼透骨寒冷，便遲疑地問道：“你不是已經當了烈士了嗎？”
他說：“那是誤傳。
我要趕着發稿，咱們回頭再細談。
”這一回頭就回了40餘年，至今也沒再談，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死而複生的。
隻聽說他一路春風得意，後來還當了新華社軍分社的領導成員，确是應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
當時見他意外地出現，實在是增加了我的喜慶感和對那個節日的印象。
我發完稿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