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廣島前的一天，秋岡先生輕聲問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還在北京未出發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關切地問過公木同志：“聽說鄧友梅先生小時候在日本勞動過，是真的嗎？”
多年來我是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的。
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
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我遭遇很多艱難困苦，但有兩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話）我一直不願提起也避免回想。
一是“四人幫”橫行年代天昏地暗的歲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當年，像豬羊一樣，被趕進堆滿礦石的船艙。
一千多噸的小船像落在滾水鍋裡的一隻餃子，反轉颠簸七天七夜，終于靠在下關碼頭上。
那時我剛滿13歲。
船上三百來名中國工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各處，用各種手段“集中”來的。
在下關檢疫所脫光身子消毒後，我們一批四十人，就換乘機動木船，沿濑戶内海被押往山口縣。
半夜，船在一個工廠的破爛碼頭邊靠岸了。
穿過滿是管道的曹達工廠，走過黑沉沉、空蕩蕩、一副破敗景象的市街，走進一處鐵絲網圈着的華工宿舍，還沒進去就聽見沉重的毆打聲和壓抑着的呻吟聲。
魚貫進門後，隻見沿牆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個赤膊的中國工人，兩手舉着凳子，一個穿着馬褲馬靴面目猙獰的日本人，正揪住一個中國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懲罰偷懶的人！”押送我們的人說，“在這裡要守紀律，不然就受懲罰。
你們就站在這兒看看吧！”
由此開始了名為“養成工”，實際是“征用工”的生活。
每當回憶起來，就像個鐵蒺藜一樣刺得心頭出血。
所以，數十年來除去在入黨時我講過一次外，就是對母親和愛人也沒說過那些細節。
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時代，他們在千人大會上宣布我“從十三歲就當賣國賊”，“雙手沾滿了鮮血”時，我倒是力争要講講這些細節，但一張嘴就被一位雖沒穿馬靴馬褲、卻有同樣猙獰面目的漢子一拳打得張不開嘴了。
不願重去揭那已結痂皮的傷口，所以，這次到日本我一直沒有提出去德山的願望。
主人是太殷勤，對誠心誠意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談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們還是攜起手來共建中日友好的未來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時間的延長，我想看看德山的願望愈來愈強烈了。
在德山做工時，我在碳酸鎂車間。
那時，日本青壯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們并肩勞動的隻有婦女和未成年的“勤勞奉仕”的學生。
日本軍閥從日本人民身上吸幹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幾歲的姑娘勞動時穿的是露肉的爛布片。
正常勞動一天12小時，到月底要幹幾個徹夜，“勤勞部”的監督員，騎輛車在各個車間轉，到處搜尋“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
他們宣布每一個日本公民都是“戰勝者”，都有權管理、督導“中國征用工”。
可是共同命運抹去了民族的界線，我們躲在一個角落裡偷偷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