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勤勞部的人趕緊互相關照；我們在一個防空洞裡躲避轟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讓給對方；我們在一塊河灘上撈取海草，烘幹後一起分食這些珍寶。
有一次，我病了，幾個大嬸把我藏在車間角落裡休息，慷慨地把我分内的勞動空額分擔下來。
沒想到她們剛把車推走，勤勞部的人就過來了，把我從高燒的昏迷狀态中踢醒，吼叫着：“誰叫你偷懶？你對大東亞聖戰不滿嗎？”大嬸們一聽到這聲音，撂下車全圍過來，争着說：“他在發燒，我們叫他休息的。
”勤勞部的人又叫：“你們有什麼權力？你們能負責嗎？”她們說：“我們替他把勞動額分擔了，怎麼不能負責？”那個人還要糾纏，一位老大娘悄悄轉到爐旁按了下電鈴開關，出爐的鈴聲震耳欲聾地響了，人們喊着“出爐了！”拉起我向爐門擁去。
勤勞部的人隻好罵罵咧咧地溜出車間。
他一出門，人們哄笑着又拉我回轉爐後去休息。
原來并沒到出爐時間，電鈴是拉來攆他的。
大家說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卻把我摟在懷裡哭起來。
她說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現在也在外國，她惦記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媽媽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廠裡有一些年輕的女工，住在叫作“愛國寮”的集體宿舍中。
有時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監又派我去給住院的傷病号送飯，送飯時要到“愛國寮”捎帶上女工們的飯盒。
她們當中有的隻有十六七歲，小孩子容易熟悉，她們很快和我成了朋友。
有個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個車間勞動。
她在實驗室上班，每天在車間門口走過，總要客客氣氣鞠躬說：“鄧友梅先生早晨好。
”到車間來取樣時，總找機會向我打聽一點關于中國的情形。
聽我講起家鄉的情形，她總是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是嗎？這樣子嗎？跟宣傳的可不一樣呢！”
有一次為一件事我和監督人争了幾句，那個人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問：“你還敢頂撞？”我說我聽不懂他的日本話，他伸手就把我剛打開還沒吃的飯盒奪過去扔到水溝裡。
正好這時百合子取樣兒來了。
一看見她，我就感到恥辱像火一樣燒得我全身顫抖，我不顧一切朝那個人叫罵起來。
那個人抓住我，發瘋似的毆打。
百合子趕過來拉住那人說：“廠長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
”她把他支開後，輕輕對我說了聲：“真對不起。
”然後低着頭，滿臉通紅噙着淚走開了。
我無心再顧那個飯盒，一個人躲到角落去飲泣。
過了一陣，一個女工拿着飯盒找到我，說是百合子揀回來，托她送來的。
打開盒蓋，見裡邊放着一個用紫菜包着的飯團。
在那軍國主義統治全日本、中國人到處受敵視和蔑視的環境裡，一聲“鄧友梅先生”，一個紫菜包的飯團，代表着多麼崇高的正義感和真誠的友情啊！正是這種人民之間的同情友愛戰勝了法西斯制造的殘暴與偏見，曆史才得以進步和發展的吧！
戰争的局勢終于倒轉，工廠停産了，工人被趕去拆毀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
平日一起共患難的大嬸大娘哭哭啼啼，被趕進向外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