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上，張锲來電話說願堅托他帶話給我，希望能見我一面，張锲還說他剛從醫院回來，願堅情況不好，怕就是一兩天的事了！
知道願堅病重，已有好久，總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這訣别的場面，又不知對他說些什麼，到了這時刻，空泛的安慰還有什麼意思？
這一夜我通宵沒合眼，第二天到醫院去的路上，我心情還很沉重，但進了病房，見了願堅，反倒冷靜了些，輕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狀态好，很清醒，不沮喪，但很亢奮，一見我就伸出手來說：“友梅，你來了，好，我好像又挺過來了，我看見死亡像一團黑霧，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現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樣能穩定一段時間，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說：“這就好，你少說話，别累着。
”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說：“你住嘴，聽我說好嗎？我們認識多少年了？”他說：“四十五六年了……”我說：“是的，你好好養着，到50年時我們慶祝一下，把老戰友們都找來。
”他高興地笑了，并提起幾個熟人，沒有一點悲戚樣子，我心頭的重壓似乎輕了一點，我想他也許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場的家人，也許對自己裝糊塗，不論哪種都比我看到過的一些訣别的情景好。
我不願離去，我知道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總待在那裡，我不走他會說個不停，其實我想叫他多說幾句未必是壞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擔心他太疲勞。
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門，在門外站了好久，然後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陣，我沒怎麼悲哀，我對自己說，願堅能這樣充實地度過一生，把《黨費》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間，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了，當然是走得早了點，可是這條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淚水還是順着臉頰流下來了，心中怎麼也排解不開一種說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願堅初次相識，那年我15歲。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東濱海軍區宣傳隊調到魯南八師去，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經過，軍部文工團演出話劇《氣壯山河》表示慰問。
這是個寫抗日戰争的戲，我在裡邊演個通訊員，演出結束後他們到後台來緻謝，大人找大人們談，孩子們自然也湊在一塊東拉西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宣傳員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說：“你演的真不錯，我看得都掉淚了，你的國語說得挺好，怎麼學的？”我說，“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過。
”旁邊另一個孩子就向我介紹，這是他們分隊長，叫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