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學文化和寫作，發了幾篇稿子，就自我膨脹，到處張揚，現在才知道人家王願堅悶聲不響埋頭苦幹，比我有出息多了，這對我實在是個教訓。
從此對願堅我又多了幾分尊敬。
這一段時間，我們常見面，多半是在各種會上，也有時是在雙栅欄總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稱贊他的作品和刻苦，他總是說自己不行，這時我已不認為他是“假積極”了，而是極佩服他這種謙虛的品德。
他對我的創作不僅當面給了許多鼓勵，在背後也曾為我某篇作品被誤解而替我辯白。
反右開始後，周揚同志曾找文學界幾個年輕人談過一次話，關照一下大家，要嚴于律己，謹于言行，實際是愛護與保護的意思。
我和願堅都被召去，那天很熱，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唯獨願堅是全副軍裝，還紮着武裝帶。
我說：“這個天你怎麼還穿這個？”他說：“部長召見，哪能随便呢？”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打算寫一篇小說。
聽周揚同志談話後，想先放一放再說了，先整頓一下思想。
沒想到從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離開正常的生活軌道了。
這20多年中我隻有兩次想起過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傾時，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說是他宣揚資産階級人性論，我很奇怪，心想王願堅别的毛病有，可跟資産階級怕是很難沾邊吧？他幹嘛要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連自己怎麼成的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也沒想清楚嗎？再一次想起他是“文化大革命”時，又從油印的傳單上看見他的種種罪行了，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為他擔心，因為我知道他是個謹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這麼臉老皮厚，經打又經踹。
我怕他想不開，受不住，心想如有機會見面我要和他談談我對諸如此類事的看法，哪知我們再見面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了，這些已用不着再說，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樣，說些創作打算和生活體會之類的話。
40多年，我和願堅就是這樣的淡淡的交往，見了面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不見面也很少找機會故意相會。
從來沒親昵過也從來沒有疏遠過，平時相忘于江湖，裉節上又會互相想到。
從病房走出來，我才感到失去了多麼難得的一個夥伴。
晤别的第二天，願堅走了。
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寫作，這樣的離去，對人對己都可以交代了。
舊朋雲散盡，餘也等輕塵。
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隻希望自己也能像願堅那樣有拼搏，有成績，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