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兩字能形容的。
志鵑去世對我來說不隻是走了一個戰友，一個親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經曆的一個時代。
那是個光彩奪目、青春煥發的時代。
物質上很艱苦，精神上很多彩，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奪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變，不管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個時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失去了點什麼寶貴的東西呢？比如說那種親密、無私，甚至可以說聖潔的人際關系……
二
我知道阿姐會生氣，因為遺體告别那天我哭了，當着一屋人我出聲痛哭。
她警告過我：“小鄧，你記住，你要是再當衆哭鼻子，我永遠再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說話時間是1947年一個夏夜，在魯南突圍的路上，在茹志鵑寫過的“澄河邊上”。
華東野戰軍文工團一個隊正在葉飛将軍率領下，擺脫九倍于我的敵人的追擊與攔截，越過津浦線，超過澄河，向西疾進。
那是華東戰場最殘酷、最激烈的一年。
我們剛在孟良崮消滅敵軍74師，增援敵軍就沿隴海路、膠濟線、津浦路從南、北、西三面合圍撲來，隻在東邊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
老蔣先生給“徐州剿總”的命令就是“把陳、粟共軍趕過大海！”我們跟蔣先生鬥了鬥心眼：白天在敵機偵察下紅旗招展地擺慶功宴，演戲祝捷；夜幕一落分頭轉移，悄無聲息地從敵軍夾縫中鑽出口袋。
南、北、西三面并進，隻留下大海一面供蔣先生憑眺。
野戰軍文工團分作幾隊深入部隊。
我和志鵑姐到一縱部隊演戲慶功。
天黑戲散就随部隊插入魯南敵後。
先向南疾進，天亮後有敵機偵察時轉向東行，來到沂河岸邊，接到命令停止前進，埋鍋造飯，指戰員抓緊時間休息。
大家以為吃飽肚子後要東渡沂河。
不料一覺醒來，接到緊急命令做180度轉彎，沿白天走來的路退回去。
就這樣，我們遠離了根據地沂蒙山，向豫、皖、蘇、鄂一帶走了下去。
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發，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難走時拼搏一夜才移動四公裡！腳上的鞋被泥水漚爛山石磨穿隻好丢掉，軍裝淋濕了烤幹，烤幹了淋濕仍貼在身上。
多少個日夜沒正經開飯沒進村宿營，餓了抓一把雨水漚爛的煎餅渣填到嘴裡，困了邊走邊打瞌睡。
因為不定什麼時候就碰到敵人伏擊，我兩個腳掌潰爛，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膿瘡，仍舊咬緊牙關前進，不敢掉隊一步。
這天夜裡正走在一片泥濘的小道上，後邊趕上來一支炮兵，帶着幾頭馱炮彈的騾馬，一會兒插到我們左側，一會兒漂蹿到我們右側，把隊伍攪得挺亂。
走到一個岔路口，我站住腳想看清前邊同志往哪邊走，一匹騾子從我身後蹿過來，炮彈箱鐵角正撞在我背上瘡口，鑽心劇痛使我頓失控制，尖叫了一聲中帶出了哭音。
立即招來一陣責備與嘲笑：“嘿，碰一下就大聲叫痛，像個丘八嗎？”“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你算輕傷還是重傷呀！”“這動靜像個男人嗎？”……
我那一點哭音本是在失控狀态中流露出來的，發現後已極力忍住，他們這一說，委屈超過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聲哭起來。
火上澆油，又引出來怒吼聲：“要哭到路邊哭去，别叫我們陪着丢人好不好！”“這麼大了，理智點！”
一片男人聲中，冒出個女中音的話聲了：“你們公平嗎？炮彈箱把他背上的瘡都撞破了，怎麼不說炮兵反倒說他呀！”她提高聲音嚴厲地喊道：“炮兵同志，騾子撞我們人了，為什麼還不來人牽着！”
這兩句話一說，把責罵聲壓下去了。
有人跟着說：“可不是，小鄧背上血都滲出來了。
”炮兵那邊本來看着我笑的，這時不笑了，有人默默走過來拉住了缰繩，把騾子牽到一邊去了。
我想收住淚水卻收不住，隻是剛才帶有苦味這時變得甘甜。
我站到路邊等說話的女同志上來，輕輕叫了聲：“志鵑姐……”還沒等我說出感謝話，她拉了我一下，壓低聲音說：“小鄧，你記住，要再看見你哭鼻子，我永遠不理你。
我是說話算話的！”
這話我記住了。
此後幾十年我幾乎沒再哭過。
1957年定為“右派”，我沒哭。
“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我眼都沒眨。
甚至母親去世也隻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淚。
在去殡儀館的路上我告誡自己：“快70歲的人，不要失态。
”可是一進靈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50多年來，我的小說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說寫于1952年。
那年夏天我作為“赴朝慰問團創作組”成員住在大連寫作。
我寫了篇小說叫《咱們都是同志》，寫的是朝鮮女兵救助中國人民志願軍傷員的故事。
寫好後交給團長田漢同志審閱。
田老讀完高興地說：“小小年紀寫女人還寫得不錯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動，毫不概念化。
八成你心裡有個人作藍本。
”
這篇小說處女作發在北京文聯的《說說唱唱》上。
發表後主編趙樹理同志對我說：“看來你能寫兵，下個月正逢‘八一’，刊物要發篇紀念性作品，你再寫篇好不好？”
我就寫出了第二篇小說《成長》，是抗日戰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有個女兵！老趙同志看了後說：“女兵寫得不錯，就是認不出她姓甚。
别的字你寫不清楚，我根據上下文能猜，這姓名沒法猜。
到底是個啥大姐？”我拿過紙寫了個“茹”字。
老趙同志看看說：“茹大姐？你咋想出這麼個姓來，這叫我上哪兒猜去？”
那時我20多歲。
後來被劃人另冊停筆22年。
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政策再給我寫作機會時，我已年近半百。
第一部中篇小說就是《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寫了一群女兵。
我對其帶頭人、班長周憶嚴描述是——
“周憶嚴今年19歲，但看起來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兩歲的人中間，她也像個大姐。
她很少發火兒，至多臉紅一陣，話語帶點顫音；碰上叫人們狂喜的事，她也不會大笑大喊，多半把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