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黏糊。
稍坐一會兒她就和嘯平兩人陪我去遊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相約以後每年見一次，沒想到從此一别20多年。
我被劃入另冊後，看到志鵑姐一步步向文壇高處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見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對其評論同時在《人民文學》發表，盡管我正處在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時候，還是厚着臉皮給她寫了祝賀信。
她回信沒多說自己，除了說對茅盾先生的評論感激與驚喜外，更多的是談我。
她責備我不給她寫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
跟我都斷書信，說明你喪失了自信！”
盡管如此，我仍然沒再給她寫信。
後來見到丁峤，他說茹志鵑出國路經北京時再三打聽我的下落。
有的說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說到延慶開荒種地，沒人知道準消息。
60年代我摘掉帽子調往東北。
郭卓去東北組稿聽說我在當地，找到了我，一見面就說茹志鵑一直挂念我，要我給她寫信。
這時我才知道王嘯平也被錯劃，隻因是歸僑，沒離開上海就是了。
不久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終于熬到了鄧小平同志出來扭轉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傳呼電話紙條，按紙條上的号碼一撥電話，聽到個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聲音：“喂，你是小鄧嗎？”
我已不記得是怎樣跑到那個招待所去的了。
看到茹志鵑、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時，我弄不清是真是夢，也意識不到自己該做什麼和該說什麼。
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
她在《哭志鵑》一文中寫到那次見面說：“死裡逃生出來的姐弟倆，緊緊擁抱，貼臉……戰火中血肉凝結起來的感情，深不可測……”
志鵑要到我家裡看看。
當我領她走進孤零零亂糟糟的住所時，她把眉頭皺成了一團。
不等坐下就打聽我的境況。
聽說我已妻離子散，并已被迫“自願退休”，她什麼都不再問了，用手支着頭仰首看天，半天沒說話。
為緩和氣氛，我說：“阿姐，我們多年沒在一起吃飯了，今天我要給你做頓飯吃。
”
她說：“好的！”
我買了肉和黃醬給她做炸醬面。
我做飯她站在旁邊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斷發出疑問：醬不是這樣炸法吧？這菜煮熟了嗎？面怎麼這麼粗呀？我發現她有些女人氣了。
我想辦法叫她安心坐下。
從床下找出一沓我寫的文字：“你坐在這裡看看這個好了。
”
她問：“這是什麼？”
我說：“有天我上街，聽到商店裡收音機廣播陳毅軍長去世了，心裡非常難過，回到家一肚子話找不到人訴說，就寫在了紙上。
隻為宣洩自己的感情，沒打算給人看的，所以沒頭沒尾。
”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沒出聲。
等我把飯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來吃飯時，她用手按住稿子說：“喂，你把它改成小說！”我奇怪地說：“沒人會發表我的作品，改小說做什麼？”她沉穩地說：“你改出來我拿去試一試。
不說我們認識，争取先發出來。
萬一發表後有人反對，就承認情況調查不細，疏忽大意……”
我考慮有沒有必要叫她為我冒險。
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才40多歲，既沒工作單位又沒事可做，這怎麼行呀，試一試，也許能打開一條路呢！我是來開文聯理事會的，會上一緻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據說大有來頭。
局勢會往好裡轉，我們能見面就是好兆頭……”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說，叫她帶回上海。
但20多年除去思想彙報和認罪書，别的沒寫過，已不會寫小說，改得不成樣子，她看後很失望，立即退回來叫我再改寫一遍。
信中寫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鵑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寫了小說，把稿寄給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藝》又出現了失蹤多年的“鄧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說《我們的軍長》！我拿着這本刊物止不住熱淚滾滾，對着南方放聲說：“阿姐！我謝謝你了！我該怎麼報答你！”空喊聽不見，我急急把這幾個字寫下來，寄往上海。
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來信責備說：“每來信必感謝，實在有些不必要。
文章是你寫的又不是我寫的，何謝之理？而且竟然說出報答的話，豈有此理！簡直有點‘四人幫’的幫風！”發過脾氣，她又轉回來督促我的寫作：“我認為你現在需要準備一些寫得像這一篇那樣的好小說，你需要放一個排槍，《上海文藝》、《北京文藝》、《人民文學》連發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強烈的反響。
9月份準備發表評論你的作品的文章。
現在我有一個矛盾，就是你手裡那個《女兵》，從你的角度考慮，是給《人民文學》發表有利，但從我們刊物看呢，當然很歡迎。
隻要我一開口，你是不會拒絕的。
我怎麼辦呢……我考慮再三，我還是不開口。
首先我是姐姐，然後是編輯。
不過你快點吧。
在我們9月号評論你的同時，就在《人民文學》發表吧！”
不久，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我們的軍長》榮獲了一等獎，成為我獲得文學第二次生命的象征。
是志鵑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學天地中來的。
随後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個和睦溫馨幸福的後方。
在半個多世紀裡，不論是我的事業還是我的生活，志鵑阿姐一直在默默地關照着。
進入新時期，她邊做編輯邊搞創作，在不斷發現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時，她寫出了《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複自己的好小說。
正當看到一個茹志鵑新文風越來越鮮明之時，她卻心甘情願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協領導工作上去了。
其實，志鵑自己何嘗不知道這對她是極大的損失和磨難呢？我曾問過她：“你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
”
她說：“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頭。
他們有才能但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
我願意為他們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