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青年參加進來，一面向他們學習，更主要的是協助工作。
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
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人手。
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
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麼意思，因為要麼太文要麼不通，唱得聽得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
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着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
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着他點着一支煙哼了起來：
“壯懷無可與天争，淚灑重衾病枕紅。
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
幾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
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
哼完他笑着問：“什麼叫‘無可與天争’，怎麼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
要嫌這活小丢了身份，我帶頭先幹。
”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隻當表态，并沒當真。
誰知沒過幾天，大衆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
随後《光明日報》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铛譜》。
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1950年上半年。
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
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
我不知這對别的文學青年有什麼影響，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子叫《張樹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唯一被演唱的曲藝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開了第一屆文代會，成立市文聯，老舍先生當選為主席。
我也調到文聯工作，就幾乎天天見面了。
老舍先生這主席當得很認真，風雨無阻，每日上午必到機關辦公，但他又是我見過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
對屬下像對家人，隻有平輩與晚輩之别，沒有職務高低之分。
跟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儀表的整潔。
我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工作，他常上編輯部來閑聊，他的整潔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就住在編輯部對門，有天我就穿着褲衩背心進了編輯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兒，他看見我先是一愣，随後笑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