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鄧，把衣裳穿齊了再忙事兒吧，大小咱們也是個衙門不是，來個人看見招人笑話！”我從此開始注意整潔。
我們寫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評點。
有次我寫了篇涼山彜族的故事。
裡邊有段描寫說：“山谷中的霧氣，夜間落到草葉上變作露珠，太陽升起後又化作白雲升到空中……”寫完自己還很得意。
交給編輯部後，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雲是雲，霧是霧，露是露，你别瞎攪和。
”那時我正崇拜蘇聯文學，連文風都模仿翻譯文字。
寫文章絕不說“河邊有三棵樹”，而要寫成“樹，一棵，兩棵，三棵，直直地美麗地拉開距離排列在那看得見激流聽得見水聲的河上，挺立着”。
有回我問老舍先生：“人家說我文章寫得不順溜，您說怎麼才能順溜？”他說：“寫完了自己關上門先大聲吟念兩遍，自己念着順嘴，不打奔兒，它就順溜。
要是連自己念着都繞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順眼！”這點教導，我受用了一輩子。
至今寫完文章還要關上門先念一遍，有不順溜的地方，堅決改過。
除去公務，老舍還愛攬“閑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點“公私不分”。
解放初期不光寫舊小說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們日子也不好過。
齊白石的畫在中山公園展銷，一幅中堂定價40元人民币還賣不動。
陳半丁、于非間更不用提，有位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道老舍愛畫，出于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老舍說：“這位先生過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畫得了，價錢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幾十元錢給來人說：“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辦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畫？”事後就跟文聯的同志們說：“這國畫家也是我們團結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
”在他倡議下成立了個“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習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
當時正重新翻修天安門。
他就以文聯名義跟有關領導請求，把天安門内部宮燈、隔崗的繪畫工作全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胡同裡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困難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聯同志們說：“解放了，人們不迷信了，這算命的瞎子沒生意了。
他們裡邊多數人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為新中國唱歌，既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我們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咱文聯、文化局也該管吧？”就在他的倡議、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
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迎，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