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中猜到的。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每次對我“觸靈魂”時，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寫着“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文藝黑線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滿黑叉。
有一回在戲院裡開大型鬥争會，拉上台挨鬥的足有十多人。
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還在面前另立了個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幫”們互相卻能看到的。
立着的那個牌子上寫的都不是挨鬥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氣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幫頭面人物”。
鬥誰時叫誰舉着牌子站到台前去。
發言也跟平日不一樣，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
鬥争我時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爛文藝黑線，打倒反動文人老舍，掃清他的黑爪牙。
”批判發言的内容也有點特殊，專說老舍罪行如何嚴重和我與他有“不可告人的關系”。
舉出的事例就是我寫信為那人要來證明信，證明他沒貪污。
拿出來的物證則是從我家抄出來的畫。
那畫是我結婚時林斤瀾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來的。
當時老舍一邊替我找畫，一邊說：“友梅是山東人，我得找個跟他有點關系的畫才稱心。
”費了半天勁找出一幅松小夢的畫來。
他親筆寫道：“松年字小夢，為宦山東，以書畫名。
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
”因我對此畫愛不釋手，發配到東北我還帶着它，不時拿出來觀看。
我一進牛棚，造反派連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蓋上了，這畫自然也就早成了他們的戰利品。
挨鬥的時候我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等我被鬥完，站在一邊為别人陪鬥時，我忽然發現那些寫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經過世的人，心裡馬上咯噔一下。
再一回憶造反派們批鬥我時，反複說“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話，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計他已離開這紅海洋了。
開過會後，造反派頭頭還找我談了幾分鐘話。
問我：“你對今天的大會有什麼想法？服氣不服氣？”
我說：“我服了。
”（後來看到有些朋友寫的回憶錄，才知道别人都那麼铮铮鐵骨般與造反派英勇搏鬥，我真感到無地自容。
隻能腆着臉活着就是。
）
造反派頭頭說：“你有進步嘛，為什麼這一回服了？說說活思想。
”
我說：“要是老舍都已經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隻腳了，我就沒什麼可委屈的。
”
“就這一點？沒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說：“那倒是也有一點。
就是我隻是在老舍領導的部門工作過，還不夠做他黑爪牙的資格。
更稱不上他的徒弟或學生。
你太擡舉我了。
”
他說我這是狡辯，推脫罪行，原則認罪，具體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經用慣的壞招，造反派決不上我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