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百年壽辰，對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文人，對有理想追求的讀者，都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50多年前讀先生的書，想象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嚴肅。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團長是巴金，我被任做秘書。
第一次在這位大家身邊工作，就出了個大婁子，剛到東京賓館，就發現團長的行李不見了。
到機場去找，機場說北京根本沒運來這件行李。
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見巴金和全團。
巴老的衣服和準備送大平首相的禮品都在行李中。
這下可把巴老女兒小林、翻譯陳喜儒和我這個秘書急壞了。
日中友協古川先生和我國駐日文化參贊聽到後親自出馬和機場交涉，請他們與北京聯絡。
查問結果是巴金的行李被發往上海去了。
急得我們連晚飯都不想吃了。
巴老雖然也着急，卻不生氣，反倒和顔悅色地來安慰我們說：“先去吃飯嘛，這又不是你們的責任。
不要急！盡量想辦法補救。
看看誰還帶有合适的禮品，另選一件。
給我臨時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們急壞就更麻煩了，是不是？”
幸好經過多方聯絡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運到了東京，解了燃眉之急。
從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
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時，我身邊的日中友協負責人秋崗先生突然問我：“鄧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們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無準備，一下被問蒙了。
“文化大革命”剛過去，我謹言慎行，從沒跟人說過自己在日本勞動的經曆。
沒想到日本人的檔案卻如此清楚。
我慌忙說了聲：“謝謝，請讓我跟團長商量後再回答您。
”馬上走到林林副團長身旁，膽怯地向他忙做彙報，并說明我絕沒有對日本朋友說過我的曆史，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
林林同志點點頭，低聲說：“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團長商量以後再作回答。
先謝謝人家。
”回到座位上向秋崗先生再次緻謝意，坐下來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領導研究起來一定要很費時間。
車子到遊覽地，剛下車就見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聲商量起來，不一會就招手把我叫了過去。
林林同志笑着說：“團長同意叫你去。
”巴金先生溫和地笑着對我小聲說：“去吧，去吧。
當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國作家代表團身份回來，顯示了中國的變化嘛！好，好！”
這樣，到達廣島後，全團都去宮島參觀時，由秋崗家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