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着我去了山口縣德山。
本來我對這一個人活動很膽怯，正是巴金先生這幾句話，大大增強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
使我重訪30年前的勞動故地之行，順利而得體。
自此之後，我對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細心閱讀，進一步體會到巴金先生潔身自律，真誠做人的高尚風範。
他像一面鏡子，面對其慎獨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們會照清自己靈魂中的不潔。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賢祠”的盧梭銅像下站住了腳步，耳邊就響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這座銅像下的獨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個下着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裡，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
我從《忏悔錄》的作者這裡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
”
從那時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不論是“激流三部曲”那樣的巨著，還是有感而發的随筆散文，發出的都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心聲。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青年，有無數人是看過《家》《春》《秋》後，決心推翻專制，腐朽，殘酷的舊社會，投身參加革命的。
撥亂反正後又有多少人讀了《随想錄》的“說真話”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個新境界。
“說真話”三個字，絕不像有人譏諷的隻有“小學二三年級的水平”。
說别人的事講真話不易。
講自己說真話就更難。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近30年，當年緊跟“旗手”裙帶，批鬥别人起家，靠寫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樣闆戲受寵的人物，今天談起往事時，能“說真話”的占幾個百分點？但巴金先生曾在當時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隻腳，卻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撥亂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個人苦難來訴說曆史，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
說真話，做真誠人，要以道德為準繩，敢于并勤于對自己的靈魂開刀，自責自審。
達到“慎獨”境界。
“說真話”，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次。
本人經過十年磨難，重新“出土”後，也曾寫過傾訴，揭示過某些人在那曆史環境中的惡行，自以全是“真誠”，但很少談自己當時隐蔽的心态。
更沒想到我本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也有應負的責任。
經巴金先生這塊明鏡一照，就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軟弱和虛僞。
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樣說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