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
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
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1970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腦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
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
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
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自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彙報》……我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記得70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作過我的專家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态……我在病床上反複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責備自己，隻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責任還在我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不曾登台批鬥别人，隻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壞事。
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
撫躬自問，像這樣的心理活動，我又何嘗沒有過？在二十幾年的監督改造中，我想過。
做過的醜事遠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沒勇氣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懷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靈魂的結果公之于衆，恰在這無情的自剖中閃耀出道德光芒。
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錄》，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複蘇，因為他在審視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了與自己當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準有了差距。
脫離了他在20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時所信奉的正義、互助、自我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