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劇本範進中舉》，屋裡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劇？”
幾個朋友先後都看了，得出的意見幾乎一緻。
人人欽佩，沒有誰說寫得不好：有的說：“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說：“遣詞用語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遊戲之作。
”可也沒有一個人說适合上演，在舞台上會紅！
這劇本就擱在那兒了。
劇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寫的。
那時他和我都還在北京文聯工作。
此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他調到“民間文藝研究會”，都離開了北京市文聯。
1956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響應偉大領袖“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要到工農兵群衆中去”的号召，到建築公司做了基層幹部。
有天忽然接到曾祺電話：“喂，《範進中舉》由奚嘯伯排出來了，星期天在慶樂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實講連這劇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當然好。
不光我去了，還帶了公司一位曾在劇團拉過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傳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欄。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戲改科同志和文聯同事。
大多數是内行。
奚嘯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頗有文人氣質，是梨園界少數幾個懂書法會寫字的人之一，演《範進中舉》怕是再難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
不過奚先生嗓子有個特點，音色好音量較弱。
他又是票友出身，雖然身上不錯，但纖巧而欠誇張，因此這出戲聽起來有味而不叫座，看起來有趣欠火暴。
這一來就突出了這劇本适宜讀而未必适于演的特點。
所以戲看完，朋友們都覺得詞雅意深，但未必會得到普通觀衆接受。
然而，戲改科的同志對此還是十分支持的。
他們跟我說：“曾祺頭一次寫戲，能達到這水平就不錯了。
他以後要能接着再寫，準會越寫越好。
”
我深知他是一時高興，不會拿寫劇本當正業。
果然，不久就來了個文藝早春。
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召開，号召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報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親切平和了，文章的題材、體裁、風格多樣化起來，真有點輕松靈活的味道了。
汪曾祺沒再弄劇本，倒是寫起他拿手的散文來了。
《公共汽車》、《下水道和孩子》等在《人民文學》上，在《詩刊》上一篇接一篇發了出來。
發一篇招來一陣掌聲。
這是他進入新中國後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大刊物上發表純文學作品。
也是我們相識後我見他最意氣風發、得意而不忘形的時期。
可惜好景不長。
剛進入1957年5月，報紙上就發出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反右派鬥争！
汪曾祺這樣的人，命裡注定是脫不了反右這一關的。
盡管他從來不鋒芒畢露，也沒寫冒尖帶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請回北京文聯參加座談會，我說了話他沒說話，可還是和我一樣被錯劃成了右派。
但當上右派後我倆運氣卻來了個剪刀差。
我一頭跌進深坑，再沒緩過氣來。
他卻因禍得福，先是碰到個比較講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單位，使他在勞動中仍保持了做人的尊嚴和閑心。
碰到1962年與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