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說。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發表的首批小說。
接着在安排工作時，靠了北京有關單位和熱心老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以他寫過《範進中舉》為理由，把他調進了北京京劇團，當起了專業編劇。
當時我在邊遠的改造地點，獲得回京探親機會，立刻約林斤瀾一起找到曾祺為其祝賀。
我們避而不談文學，隻講吃喝。
曾祺特意弄了瓶“蓮花白”，做了一個冰糖肘子，一個炒雞蛋，他頗為得意地說：“你們知道嗎？以前飯館招廚師，考他做菜手藝炒雞蛋。
雞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話下……”
沒想到這一調動還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樣闆戲”，但我還得承認“樣闆戲”救汪曾祺有功。
汪曾祺除了是右派，還曾背着個曆史問題黑鍋，所以他在北京文聯積極申請入黨而難以如願。
幸虧他搞“樣闆戲”得到旗手賞識，有關方面認真調查其曆史，才發現所謂曆史問題是個荒唐的笑話，掀去了扣在他頭上20多年的屎盆子。
不然就憑這一件，能否挺過“文革”十年，很難猜測。
汪曾祺靠“樣闆戲”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門。
但他始終保持清醒，從沒有燒得暈頭轉向。
這時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隻腳。
此時，他已搬到城裡住了，我回北京探親，事先沒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驚喜。
談話中我表示為他的境遇高興，相信他在順境中更能把握自己。
他說：“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隻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分之想。
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在那種形勢下，他頭腦不熱，神志不昏，因之“四人幫”倒台後，他沒有說不清楚的事。
既沒與人結下仇，也沒給人下過絆，順順當當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代。
當然經過這場大風波，他感到有點疲勞，嘗過一輪大起落對世事有點冷漠。
他很想休息一陣。
這時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
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着他一塊幹，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
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
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
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
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願收，解放後的不夠數。
斤瀾知道後找到他家與其争論，連批評與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寫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
他被诤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寫過“樣闆戲”的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界仍然閃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飾臭名昭著的“樣闆戲”。
這很顯示他的人格和魄力。
當有人懷念、留戀、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樣闆戲”，甚至辯解說“江青跟樣闆戲并沒多大關系”時，汪曾祺卻不怕丢人，敢于露醜，現身說法。
以自己經曆的事實證明江青是怎樣奴役藝術界，使其為“四人幫”反動政治服務的。
汪曾祺并不因為自己受益于“樣闆戲”就颠倒黑白，誤人保己。
我曾在一個會上說過，就敢于否定樣闆戲這一點來說，汪曾祺是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