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
”我就說了我的發現。
他也覺得不一般。
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
他端着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随便就告訴你。
你得付點代價。
”我聽了就再三追問。
并答應如果消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
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裡。
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四人幫”的消息。
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
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
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
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
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
形勢發展飛快，我倆又有權拿起筆寫作了。
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個人選集，林斤瀾說：“出北京作家的選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
”但汪自己對此卻不熱心。
他對編輯說自己新中國成立後寫的小說不多，字數不夠，不出也罷。
林知道後馬上去找汪曾祺，激動地說：“你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
為什麼不出呢？字不夠趕寫幾篇就成了嘛。
你積極點好不好！”汪很感動，趕緊又寫了幾篇。
這一寫不僅把這本書的字數湊齊了，而且從此又燃起了寫小說的熱情，掀起汪曾祺小說寫作第二次高潮，新時期文學史因此多了極為光彩的一頁。
1984年我奉命到中國作協工作。
在北京文聯的同行給我送行的會上，斤瀾坦率地說：“友梅去當書記，對他個人還是對工作，都未見得是好事。
是得還是失很難說，恐怕還是失多得少。
因為他的性格就是個作家，并不适合擔任行政工作。
”
我到中國作協後，工作有了成績，他表示贊許。
有失誤他更毫不保留地當面指責，卻從不怒形于色。
我們相識數十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怒形于色過。
他會氣得發抖而不會氣得發火。
最惱火時也隻是搖搖頭結結巴巴地說：“你瞧，你瞧，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待的地方是個是非焦點，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點，但人們對我也常有不少誤解。
我極想離開這個崗位，但出于從小養成的組織觀念，不得到批準，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
這在特殊時期就引起非議。
斤瀾聽到過非議，并且同意人們的看法。
但他不在私下議論，也不因此而疏遠我，而是當面對我說：“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
”我很為他的誠懇和友情而感動。
林斤瀾是個好人，是個好作家。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