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到底待了多久，我記不清。
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志創辦并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
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
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小說。
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裡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贊揚。
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
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衆中去”的号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
那裡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
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面，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
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
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
後來我寫作時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
但不是正式代表，隻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
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
我認為這要歸功于他的女兒。
坦白地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
他僥幸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
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
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藥，差點造成事故。
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
有人是讓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
他什麼都沒講。
而在此後20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
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1979年，我“提前退休”後回到北京。
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
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
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