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鳳霞和王雁。
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煙。
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
”我和上官在上海隻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
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麼。
”随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打開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面上還沒有尼龍制品。
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裡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後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着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
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
講好3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訂合同後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隻能擺下一張圓桌。
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隻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
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櫃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裡沒地方，先在這門道裡站會兒吧您哪。
”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紮堆咽唾沫。
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
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隻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
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裡邊站着，甯可叫裡邊人讨厭也别惹外邊人圍觀。
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
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姜妙香都在座，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
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幾位也舉着筷子讓座，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
上官忠于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麼總是為我多布些。
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鳳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
舊中國時王度芳在台上唱戲，一擡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台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
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
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将來的小說裡。
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麼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小說。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準煩了，吃頓飯用得着這麼啰唆嗎？别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300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
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
接受勞動改造後，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
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
我本想表示那筆賬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麼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
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麼能拿到趙丹300元？怎麼就按計劃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争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會！”
雖然丢人，我也不想塗改曆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面對面的鬥争”，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
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麼大陰謀。
我說用資産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已不小了，還要怎麼大法兒。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挨了頓嘴巴連吃碗炖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
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