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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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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死魂靈們的幹擾了。

    誰知有位勵八爺在,事情就麻煩。

    他不僅記得每座墓的地址,還能背下每塊墓碑的碑文。

    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要引用幾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爺去請教,他立刻背誦出來,一字不差。

    他自己偶爾也寫詩,不過詩寫得和戲詞差不多。

    周恩來總理逝世不久,北京發生“四五”事件,他也寫了首詩。

    可不敢拿到天安門去張貼,就在我們幾個拳友中朗誦:“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良心話,全是“水詞”,倒也真情一片。

    後來“四人幫”把“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到處追查寫詩文的人,凡寫過詩的都惴惴不安,唯有八爺安之若素。

    他相信聽過他朗誦的幾個朋友誰也不會出賣他。

    也曾有人來打聽:“那天姓勵的在這兒背的什麼詩?”我們說:“他多咱背詩了?他不是天天唱樣闆戲嗎?背的樣闆戲戲詞呀: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 他退休後仍在電話局做臨時工作,替電話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來。

    1984年我去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回來後不見他了,說腎髒有病,他錯吃了治腸炎的藥,進醫院了,從醫院帶來話,大夫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可以出來,但從此再沒出來。

    因為他實際上得了癌症。

    臨終前有朋友去探望他,問他可有什麼事要辦。

    他說:“别的我無遺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們再聊聊天。

    ”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四人幫”後先後去世了五位。

    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動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這群朋友中并不算最老,才70來歲,看上去像60歲左右。

    他從來收拾得幹幹淨淨,灰中山服,白襯衣,圓口布鞋,一塵不染。

    他留平頭,天天刮臉,總像才進過理發店。

    為人謙和,說話不緊不慢,帶着三分笑。

    他是做書畫生意的,自己也會畫也會裱,可從來不露,和張大千、徐悲鴻、于非廠(讀“庵”)、陳半丁皆有交往。

    他替他們賣畫,也替他們買畫,據人說他也與某些畫家合做假畫,他做假古畫有套絕技。

    我問他自己可存有好畫,他說沒有,全出手了,隻有一幅徐悲鴻的馬,是徐悲鴻畫壞了,四條肥腿都畫成了前腿(也許是都畫成了後腿)。

    他從徐那裡買來時沒注意,到家後發現不對,賣不出去,他對徐說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換一張。

    他說:“不換了,我留下作個紀念吧。

    ”徐又給了他一張作補償,他便把這幅保存了下來。

    他說這畫有兩層意思:一是徐悲鴻畫了一輩子,像這樣的錯畫不會有第二張,這是一絕;第二是他鑒别書畫一輩子,出這樣的差誤也是沒有第二回,也算“絕活”。

     我問他鑒别字畫本事是怎麼學來的,他說是逼出來的。

    年輕時他在琉璃廠當學徒,師父參加拍賣行買貨,他跟着抱畫。

    出師後他給人家跑街,自己參與拍賣。

    在拍賣行買貨不同于在大學或博物院作鑒畫工作,叫出價錢後,買與不買要當機立斷。

    買了假貨櫃上自然不高興,是真貨而沒有買到手也是過失,這就逼着你練出一套用最短時間找出關鍵性證明的本事。

    他說這些知識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訣竅,他要死了他這套本事也就失傳了。

    他向我建議,有時間由他口述我幫他記錄,寫出一本關于鑒定書畫的書來。

    我答應了,可是當時我前途吉兇未蔔,又覺得天天見面,有的是時間來做這件事。

    不必急于動手。

    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見到他,他滿面愁容,說是兒子在固安縣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

    我勸他寬心,早去早回,誰知一去就沒回來。

    聽說他到了固安,見兒子病重,一着急腦溢血了。

    兒子沒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

    他說話是河北口音,也許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

    當時我們幾個朋友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誰也不打聽誰的遭遇,免得生是非。

    但我知道他做書畫生意積下一點财産,公私合營時書畫店便辭退了他的工作。

    北京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書畫業有個行規:離了店後可以從事别的職業,但不準再私自做書畫買賣。

    他這些年大概找了點别的事做,但也難免偷偷做點書畫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買畫不會不找他,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中怕不會平安無事的。

    我們認識他時他已過了險關,看樣子生活也不困難。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

    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

    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着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

    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

    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

    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屬于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

    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隻是一個人繞着湖走路。

    過去我隻看過他的戲。

    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

    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輕佻。

    在生活中他也忠厚。

    有一陣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着要。

    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

    ”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

    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

    他對着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此事我系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确,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

    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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