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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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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說戲可以。

    ”說着随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出戲。

    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出戲,便宜你了。

    ”此後幾十年,果然隻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

    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

    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

    老生餘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

    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于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曆史緣由。

    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

    而這時候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

    沈先生從底層幹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面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

    他歎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

    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裡,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

    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隻花3個銅闆,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銅闆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裡路,掙的錢隻夠買2斤玉米面。

    碰上下雨天就糟了。

    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

    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裡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挨餓的意思)。

    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8000,拿1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

    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持,并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産黨”。

    所以解放後他又被錯劃為右派,就怎麼也想不通。

     新中國成立後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

    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

    由于同行們支持,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

    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才,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緻力于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

    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彙編》,極有學術價值。

    可惜由于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面。

    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

    《北京圖書信息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後全都熱心支持,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

    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

    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後,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荀慧生先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

    “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

    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

    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

    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

    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

    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闆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

    挺高的個子,穿着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裡那尊布袋和尚。

    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着圈子跑步。

    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

    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别處遊玩去了。

    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面他準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

    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

    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内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

    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

    觀衆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

    ”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隻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 沈先生去世後,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

    令文聽到後,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

    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征求一下訂戶。

    令文又到處寫信,征到了不少訂戶。

    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一一寫信去道歉,并勸我:“别生氣,别得罪出版社。

    多說點好話,托托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

    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入口之物。

    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

    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裡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着咱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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