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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封閉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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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列甯是多麼堅強,是多麼精力充沛,是多麼矢志不渝,又是有着多麼緻命的危險。

     這些被拒于邊境之外的人,此刻是多麼絕望、多麼無能為力。

    多少年來,他們在倫敦、在巴黎、在維也納的總部組織過無數次會議,制定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

    他們權衡、嘗試和徹底讨論過組織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

    數十年來,他們在自己創辦的雜志中讨論俄國革命可能在理論和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危險和可能性。

    這個人畢生所思考的就是俄國革命的總體構想,并不斷修改,最終形成體系。

    而現在,由于他被困在瑞士,他所構想的革命被其他一些人篡改和搞糟,這些人借着人民解放的神聖構想,為外國人服務,為外國人牟利。

    這段日子裡,興登堡[18]在他40年的戎馬生涯中幾乎是調遣和操縱着德國軍隊的行動,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卻不得不穿着平民的衣服坐在家裡,在地圖上标注現役将軍們的進展和失誤。

    在這絕望的日子裡,這位平日裡十分堅定的現實主義者——列甯——此時卻做起了不理智的幻夢:能否在不租用飛機的情況下,穿越德國和奧地利呢?但正是那第一個願意提供幫助的人,最後卻被證明是間諜。

    于是,他心中想逃亡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他寫信到瑞典,請人設法為他弄到一本瑞典護照,并願意扮演成啞巴,這樣就不需要答話了。

    雖然夜晚做了許多迷幻的夢,但到了早上,列甯就意識到,所有這些隻是癡夢而已,根本不會實現,而到了白天,他也就明白了一點:他必須回到俄國,他必須進行自己的真實而忠誠的革命,而不是别人所進行的政治革命。

    他必須回去,必須馬上回俄國,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回去! 取道德國:可不可以? 瑞士地處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環抱之中。

    作為革命者的列甯取道協約國是行不通的;作為俄國子民,以敵對國公民的身份穿過德國和奧地利也是不可能的。

    但荒唐的情況卻是:威廉[19]皇帝的德國卻比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20]的法國給予了列甯更多友好。

    因為德國需要趕在美國宣戰前不惜一切代價同俄國結盟。

    這樣,列甯這樣一位給英國和法國公使制造困難的革命者自然成了受德國歡迎的幫手。

     但走這一步棋卻要承擔非凡的責任: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譴責和抨擊國王制的德國,而現在卻要和他們進行談判。

    因為從至今為止的道德觀念上來講,戰争期間在敵國參謀部的允許下踏上敵國土地,并在此取道穿行,無疑是叛國行為。

    而列甯也明白,這一行動從一開始就會使自己的政黨、自己的事業蒙羞;他也會被人懷疑作為受德國政府雇用和資助的間諜被派到俄國;而且,一旦他與德國立即達成和平談判,他就将作為罪人永載史冊,他會被視為阻礙俄國取得真正勝利和和平的罪人。

    當他宣布,在緊急情況下,将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毀壞其聲譽的道路時,不僅僅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還有與列甯志同道合的大部分同志都驚呆了。

    他們驚慌地指出,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早已在着手談判,他們想用交換戰俘的方法合法而不引人懷疑地将俄國革命者運送回國。

    但列甯知道,這将是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俄國政府将故意制造各種人為障礙,使他們的回國計劃遙遙無期。

    同時他也知道,現在每一天、每一小時的時間都十分寶貴。

    當其他人或挖苦、或冒失、或觀望,不敢真正下定決心采取這按照現有法律和觀念被視為背叛的行動之時,列甯想的隻有達成最後的目标。

    他内心已經做好了決定,并表示将由他個人承擔一切責任——同德國政府談判。

     協定 因為列甯知道自己的行動将會引起轟動和攻擊,所以他就盡可能公開行事。

    在他的委托下,瑞士工會秘書弗裡茨·普拉廷[21]前去和德國公使談判,向其轉達列甯提出的條件,這位德國公使之前已經與其他俄國流亡者有過一般談判的經曆。

    像是能夠預知自己日後即将到來的威望,矮小而名不見經傳的列甯根本沒有向德國政府提出什麼請求,而是向他們提出了條件,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俄國的旅客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即他們所在的車廂要享有治外法權;進出口處不得檢查護照和個人;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承擔自己的旅費;不得以任何方式讓旅客離開車廂。

    羅姆貝爾格大臣将這些要求上報,一直傳到魯登道夫[22]那裡,他毫無疑問地同意了這些條件,盡管在他的回憶錄中,人們找不到任何關于這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可能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決定的隻言片語。

    在一些小的細節方面,德國公使還想做一些更改,因為列甯故意将協定寫得模棱兩可,以便俄國人以及一個名叫拉狄克的奧地利人可以免受檢查同行。

    但德國政府也像列甯一樣想急切地達成協議,因為第二天,也就是在4月5日,美利堅合衆國向德國宣戰了,所以德國公使未能如願進行更改。

     于是,弗裡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知了這一具有紀念意義的通知:“一切都按所希望的安排好了。

    ”1917年4月9日,下午2點半,一小隊穿着破舊、提着箱子的人從蔡林格霍夫飯店出發,走向蘇黎世火車站。

    隊伍中一共有32個人,包括女人和孩子。

    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隻有列甯、季諾維也夫[23]和拉狄克[24]這三個男人。

    他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一起簽署了一份文件。

    他們還得知了《巴黎小報》刊登的一則報道:俄國臨時政府會将那些經過德國的俄國旅客作為叛國者對待。

    他們用粗壯的、線條筆直的字體簽下名字,以顯示自己将承擔此次旅行的全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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