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起他滾燙的血液，時間緊張得更加讓人感到迫在眉睫，讓這位病人無法休息；災難性的消息像一道道閃電從陰暗的天空打下來；4月5日，共産主義在巴伐利亞取得了政權，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
人們把這個精疲力竭的人一直糾纏和催逼到了床邊。
在隔壁房間裡，克裡孟梭、勞合·喬治、豪斯上校正在進行商談，所有人都下定了決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巴黎和會有個結果。
而這一代價則應由威爾遜用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理想償還；現在所有人一緻要求，必須擱置威爾遜的“永久和平”計劃，因為這一計劃阻礙了現實的和平、軍事上的和平，以及能獲得物質利益的和平。
威爾遜早已精疲力竭，雖然他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已，被媒體攻擊為阻礙和平的罪人；雖然他對被自己的顧問離棄感到十分惱怒；雖然其他國家的政府代表們對他糾纏不休，但是，他卻一直沒有屈服。
他覺得，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話語，隻有當他将自己所期待的和平同非軍事的、長久的、未來的和平聯系在一起，隻有他為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國際聯盟”竭盡全力，他才是真的在為和平而戰。
于是，當他剛剛能從床上起來時，他就采取了一個決定性的舉動。
4月7日，他向位于華盛頓的美國海軍部發送了一封電報：“‘喬治·華盛頓号’最早能在哪天啟航駛向法國的布雷斯特港？軍艦最早可能在哪天到達布雷斯特港？總統先生希望這艘軍艦能盡快啟航。
”就在同一天，全世界得知：威爾遜總統已經命令他的軍艦啟航駛向歐洲。
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迅速傳播開來。
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了：威爾遜總統反對一切哪怕是損害《國際聯盟盟約》中的任意一條原則的和平，他已經做出決定，甯可最後離開巴黎和會，也不願屈服。
就這樣，曆史性的一刻到了——這一刻将決定歐洲乃至世界未來幾十年、幾百年的命運。
如果威爾遜此刻從會議談判桌旁站起來離去，那麼，原有的世界舊秩序就會崩潰，混亂局勢就會開始出現，但是，在這片混亂中也有可能會有一顆新星升起。
歐洲焦急地顫抖着：其他與會國會不會承擔這種責任呢？威爾遜本人會承擔這種責任嗎？——這是決定性的時刻。
這是決定性的時刻。
在這關鍵時刻，伍德羅·威爾遜仍然抱着堅定的決心：決不妥協，決不屈服，不要“壓迫性的”和平，而是要“公正的”和平。
不讓法國人兼并薩爾地區，不讓意大利兼并阜姆港，不讓肢解土耳其，不拿民衆利益做交換。
公正應該戰勝強權，理想應該戰勝現實，未來應該戰勝現在!公正必須勇往直前，即使世界因此而毀滅。
這一短暫時間将成為威爾遜偉大的、最偉大的時刻，他最具人性的時刻，他最英勇的時刻：如果他有力量經受住這一時刻的考驗的話，他的名字将會永遠刻在那一小群真正的人類之友的名單上，他也就完成了獨一無二的壯舉。
但是，緊跟着這一關鍵時刻的一周時間内，他卻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攻擊；法國、英國、意大利媒體對他提出了控訴，指責這個創造和平的人正是由于他在理論和神學上的頑固思想摧毀了和平；為了自己私人的烏托邦幻想而犧牲了真實的世界。
甚至曾經希望從威爾遜那裡得到一切的德國，現在也轉而開始攻擊他——德國由于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巴伐利亞的爆發而陷入一片驚慌。
而他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蘭辛也深切懇求他，放棄他的決定；就在幾天前國務秘書圖馬爾蒂還從華盛頓發來鼓舞人心的電報：“隻有總統先生采取勇敢的舉動，歐洲才能得救，世界才有可能得救。
”而現在，當威爾遜已經采取了這一“勇敢的舉動”後，他卻驚慌地從同一座城市發來海底電報：“退出巴黎和會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不管是在國内還是在國外，都充滿了各種危險的可能性……總統先生應該……讓那些應該擔責的人去承擔終止巴黎和會的責任……在這種時刻退出巴黎和會可能是一種叛逃。
” 威爾遜環顧四周，驚慌失措，迷惘絕望，一齊湧來的反對的聲音讓他的自信受挫。
沒有一個人同他站在一邊，在會議大廳裡，所有人都反對他，他參謀部的每個人也都反對他，而遠處那些看不見的、懇請他堅持到底、保持忠誠的數百萬個聲音，他卻無法聽到。
威爾遜不知道，如果他真将自己的威脅話語付諸行動，從會議桌旁站起來，他的名字是否将永垂不朽呢？威爾遜不知道，如果他能保持忠誠，堅持到底，是否就能毫無瑕疵地将自己對未來的理念作為一種一再被更新的基本理念留給後世呢？威爾遜不知道，從他對那些貪婪無盡、滿懷恩怨仇恨和毫無理智的大國所說的“不”字中，究竟會産生哪些創造性的新力量呢？他隻感受到，他一個人在戰鬥，而他卻太虛弱，無力承擔巴黎和會失敗的最後責任。
于是，極具災難性的是，威爾遜開始漸漸妥協。
他的立場開始漸漸松懈；豪斯上校搭建了溝通的橋梁；雙方都做出了讓步，關于邊界的協商前後進行了八天。
最終，曆史上黑暗的一天到來了，4月15日，懷着沉重的心情，威爾遜勉強同意了克裡孟梭提出的已經顯然壓低了的具有軍事意義的要求：德國薩爾地區交付給法國，但并非永遠，時限為15年。
這個迄今不願妥協的人做出了第一次妥協，就好像用魔棒輕輕一點，第二天早上，巴黎的報紙就改變了口徑。
而那些昨天還指責他為和平破壞者和世界摧毀者的報紙，現在卻稱贊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
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這種贊美卻是一種責備，使他的良心備受折磨。
威爾遜知道，事實上，他也許拯救了和平，當下的和平，但唯一能夠拯救世界的和平——以和解精神締結的永久的和平，卻被錯過了。
荒謬戰勝了理智，熱情戰勝了理性。
世界退回到了反對不以時間為轉移的理想的浪潮中，而威爾遜，身為領袖和旗手，卻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失敗了——同自己進行的戰役。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的所作所為究竟是對還是錯呢？誰又能對此進行評判呢？無論如何：就在這具有曆史意義的、不可逆轉的一天，一個重要決定誕生了，這個決定的影響延伸至未來數十年、數百年，而我們将再次用我們的鮮血、我們的絕望、我們無能為力的迷惘來為這一決定付出代價。
從這一天開始，威爾遜的影響力漸漸消失——這一力量曾是他所處時代裡獨一無二的道德力量，接着，他的威望、他的力量也逐漸減弱。
一個人，一旦做出一次妥協，他就不會再停止了。
妥協必會導緻新的妥協。
欺騙創造欺騙，暴力制造暴力。
在凡爾賽達成的和平——曾被威爾遜夢想為完整的、永久的和平，實際上卻是不完整的和平，是一種不完全的産物，因為這種和平并未包含未來的意義，也不是出于人道主義精神以及純粹出于對物質的理性考慮而締結的：唯一的一次機會，可能是曆史上最性命攸關的一次機會，就這麼悲哀地錯過了；沮喪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感到郁悶和迷惘。
威爾遜，這個曾經被當作救世主而受到歡迎的人，如今回國了，卻沒有人再把他當作救世主，他隻是一個疲憊的、拖着病軀的、行将死亡的人。
再也沒有歡呼聲追随他了，再也沒有旗幟揮舞着朝他緻意了。
當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這個失敗者轉過了身，他不願意再去回望我們那命運不濟的歐洲大陸，這片千百年來渴望着和平和統一，卻從未實現過的大陸。
一個人性化的世界所做的永恒的夢境再次在遠方的霧霭中漸漸消失。
1917年帶領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8年發表了“十四點原則”，首次論述了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
一直為創建國際聯盟進行不懈的努力，為此獲得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
威爾遜一貫主張維護和平的中立姿态，意在以調停人的身份調解歐洲矛盾，重建新秩序，尤其他提出了“十四點和平”計劃，成為國際聯盟的第一位倡導者。
歐洲輿論一度将其視為“救世主”，抵達巴黎後，受到民衆熱烈歡迎。
1917年爆發了列甯領導的十月革命，蘇維埃政府向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