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拿破侖的生平與故事，探問歌德老年生活的蛛絲馬迹，追查蘇爾特故事的真相與本來面目，閱讀茨威格寫下的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生平傳記來了解作家的意圖所在，去查找大西洋電纜鋪設的前因後果，研究人類的北極與南極征服史，拓展自己對于十月革命的閱讀視野，了解西塞羅與威爾遜身上的共和民主制與和平主義氣質。
雖然有的時候結果并非很樂觀，但做翻譯的樂趣卻正在其中。
讀了很多資料，懂了若幹道理，獲得了某些知識，也讓自己的思想更加開放寬容。
通篇看下來，茨威格的叙事角度其實更在于強調曆史事件中的戲劇性，尤其是着眼于那些關鍵性的節點，細讀之下，頗有些類似于潘金蓮開窗看到西門慶引發《金瓶梅》的意味。
茨威格與本雅明等人一樣，同屬于前電視時代的最後一代歐洲知識分子，但與強調“階級鬥争”的馬克思不同，他們屬于左翼力量中的優雅溫和派，更強調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
茨威格本人雖然是猶太人，但他其實是整個歐洲文化的忠實代表，那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他對整個西方文化的情感可以說是最為虔誠和崇敬的。
他所撰寫的各種傳記或曆史速寫基本上都是圍繞着這種情感展開。
所以他為之撰寫傳記的人物并沒有囿于德語文化圈，而是着眼于整個歐洲曆史人物。
雖然他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的選擇比較主觀随意，标準并不明确統一，但是作為歐洲文化的狂熱擁趸，他用鮮活的筆觸給予了他眼中的西方文化最高的禮贊。
這對于中國讀者了解歐洲文化以及歐洲人自己的文化反思很有幫助。
但是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所言：“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所以，在目睹了二戰中整個歐洲政治形勢的惡化之後，他才會給自己的自傳起了《昨日的世界》這樣的名字，其中的傷感不言而喻。
也正是出于同樣的理由，他才會在1942年選擇自殺，“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其實可以算作是第十五個故事，讀來不由讓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