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柏林
托馬斯·馬赫看着沃洛佳·别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蘇聯大使館。
六年前，德國秘密警察轉型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組織——蓋世太保，但馬赫支隊長依然掌管監視柏林的叛徒和破壞分子的部門。
最危險的破壞分子無疑要接受菩提樹下大街63-65号——蘇聯大使館的指令，因此馬赫和手下時刻監視着從那裡進出的人。
蘇聯大使館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
八月的陽光照射在建築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使館中間的屋子前豎着一根巨大的燈柱，兩側的廊道上開着幾扇像站崗哨兵一樣的落地窗。
馬赫坐在大使館對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館。
柏林最優雅的大馬路上車水馬龍；女人們穿着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裡購物，男人們穿着西裝和制服在街道上來來往往。
很難相信這樣的德國還會有共産主義者。
怎麼還會有人反對納粹呢？德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希特勒消滅了失業——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領導人能做到這一點。
起義和罷工已經成為過去坎坷歲月的久遠回憶。
警察可以嚴肅高效地掃除罪惡。
德國正在加速發展：許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機，不久之後老百姓的私家車就能奔馳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這還不算什麼。
在經曆了上次大戰後的萎靡不振以後，德國又重新強大起來了。
軍隊武器精良，軍力強大。
過去兩年中，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并入了在歐洲占主導地位的強大德國。
墨索裡尼的意大利和德國簽訂了《鋼鐵條約》，借此和德國聯起手來。
這一年早些時候，馬德裡最終落入了佛朗哥的叛軍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個親法西斯的政府。
德國人怎麼會無視這些成果，把國家送入布爾什維克之手呢？
在馬赫眼裡，這些人是垃圾，是害蟲，必須找出來全部肅清。
一想到這些人，馬赫的臉就氣得扭曲變形。
他用腳狠跺着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個共黨分子似的。
這時他看見了别斯科夫。
馬赫看見的這個年輕人穿着藍色的華達呢大衣，胳膊上挂着似乎為換季準備的薄外套。
盡管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幾乎剃光的頭發和飛快的步速卻說明這是個軍人。
從他随意卻完整地觀察街道的姿态來看，這個人不是紅軍情報機關的特工就是蘇聯内務部的秘密警察。
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認得出大使館裡的每一個人。
蓋世太保的文件上有蘇聯使館所有人員的護照照片，他們每天都要看上幾遍。
但馬赫對别斯科夫知之不多。
别斯科夫非常年輕——馬赫記得文件上記錄的是二十五歲——多半是個無足輕重的低級别外交官。
不然，他就是故意讓自己顯得普普通通。
别斯科夫穿過菩提樹下大街，朝馬赫所在的菩提樹下大街和弗裡德裡希街的拐角處走了過來。
馬赫發現走近的蘇聯人非常高，有着運動員的身材。
他的目光銳利，眼神機警。
馬赫移開視線，突然間非常緊張。
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擋住自己的半邊臉。
他不想直面那雙藍色的眼睛。
别斯科夫拐進弗裡德裡希街。
馬赫向站在對面街角的萊因霍爾德·瓦格納點頭示意，讓瓦格納跟上别斯科夫，然後他從桌旁站起來，跟上了瓦格納。
紅軍情報機關的雇員不一定都是間諜。
他們取得的信息大多數是從合法渠道得來的，比如說看報紙。
他們不需要什麼都信，隻需記下諸如哪個軍工廠又招聘了十個熟練的機床工這類細節。
另外，蘇聯人可以在德國各地旅行——蘇聯則不然，沒有蘇聯特工的陪同，任何國家的外交官都别想離開莫斯科一步。
馬赫和瓦格納追蹤的這個年輕人也許隻是個從報紙上收集信息的情報人員——隻要能掌握熟練的德語，具有一定的總結能力，任何人都能從事這份工作。
他們跟着别斯科夫走過了馬赫弟弟開的飯店，那裡仍叫羅伯特酒館，但顧客群完全變了。
羅伯特酒館原來招待的是有錢的同性戀者、猶太商人和他們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掙錢也能喝酒的女演員。
現在這些人不是被送進了集中營，就是躲起來不敢露面。
一些人幹脆離開了德國——趕他們出去非常好，馬赫想，即便酒館不能像以前那麼賺錢，他也不願意和這類人呼吸一樣的空氣。
他想到酒館原先的主人羅伯特·馮·烏爾裡希，他依稀記得羅伯特去了英國，也許在英國又開了家為同性戀服務的餐館吧。
别斯科夫走進一個酒吧。
一兩分鐘後，瓦格納也進了酒吧，馬赫在酒吧外負責監視。
這是個普普通通的小酒吧。
等待别斯科夫重新現身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士兵和他的戀人、兩個穿着考究的婦女和一個衣衫不整的老頭走出這間酒吧。
接着瓦格納出來了，他直視着馬赫，雙手一攤做了個迷惑不解的手勢。
馬赫穿過街道。
瓦格納非常喪氣：“他不在酒吧裡。
”
“你全部都看過了嗎？”
“是的，連廚房和廁所都看了。
”
“你問過酒吧裡有誰看見他從後門出去了嗎？”
“他們說沒看見。
”
馬赫害怕極了。
這是全新的德國，出點小錯不是能輕易糊弄過去的，他也許将遭到嚴厲的處罰。
但這次應該沒事。
“很好，就這樣吧。
”他說。
瓦格納顯然松了口氣：“真的嗎？”
“至少我們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報，”馬赫說，“從擺脫我們的熟練程度看，這家夥是個間諜——而且是非常優秀的間諜。
”
沃洛佳進入弗裡德裡希車站，坐上地鐵。
他脫下讓他看起來像個老頭的帽子、眼鏡和髒雨衣。
他坐下來，拿出手絹，擦掉使鞋子顯得髒污的粉末。
他有點擔心那件雨衣。
這是個大晴天，他害怕蓋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識到他的換裝。
不過蓋世太保沒有他想象的那麼聰明，自從在酒吧廁所快速換裝離開以後就沒人跟着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如果被人看見他和德國持不同政見者聯系，最好的結果是事業失敗被遣送回蘇聯。
運氣差一點的話，他和聯系人可能會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地堡裡銷聲匿迹。
蘇聯人會對外交官的失蹤進行抗議，德國人會裝模作樣地進行失蹤人員的搜索，最後遺憾地報告說沒有結果。
沃洛佳自然沒去過蓋世太保的總部，但他知道裡面是什麼樣。
内務人民委員會在列森伯格街11号的蘇聯貿易大廈建有相同的設施：鋼門，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磚建成的審訊室，一個便于分割屍體的大盆，以及焚燒人體的電爐。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務是擴展這裡的間諜網。
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取得了勝利，德國對蘇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
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長利特維諾夫的職，讓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長之位。
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麼呢？法西斯勢力以不可阻擋之勢在歐洲蔓延。
在一戰中，德國軍隊戰勝了蘇聯的六百萬大軍，這樣的回憶讓蘇聯高層寝食難安。
斯大林想和英法簽訂一項抑制德國的條約，但三國無法達成一緻，這份條約在最後一刻流産了。
德國和蘇聯這場仗遲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務就是為蘇聯打赢這場仗而收集盡可能多的軍事情報。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貧苦的工人區維丁下了地鐵。
他在站外停住腳步，假裝讀牆上的海報，窺視着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
确定沒人跟蹤後，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選擇碰面的廉價咖啡館走了過去。
和以往每次接頭一樣，他沒有立刻走進去，而是站在街對面的公交車站盯着咖啡館的入口。
他确信自己已經甩掉了尾巴，但還得看看沃納有沒有被人跟蹤。
他不知道他是否認得出已經二十歲的弗蘭克·沃納，他倆上次見面還是六年前。
沃納也同樣無法确定能不能把他認出來。
于是兩人約定把當天的《柏林摩根郵報》打開到體育版。
沃洛佳看着一篇足球新賽季的前瞻報道，不時擡起頭看沃納來了沒來。
在柏林讀書時，沃洛佳是柏林成績最好的柏林赫塔隊的球迷。
他經常放聲高唱：“前進！前進！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這支球隊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斷了他的專注力，他一遍遍地看着這篇報道，裡面的内容卻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在西班牙的兩年沒有像想象的那樣促進他的事業——情形恰恰相反。
沃洛佳發現了不少類似海因茨·鮑爾這類納粹安插的“志願兵”，但蘇聯秘密警察随後以納粹奸細為名，逮捕了大量僅僅對共産主義抱有微詞的真正“志願兵”。
在秘密警察的監獄裡，幾百名抱着理想而來的有志青年被折磨緻死。
相比法西斯分子，共産黨人似乎對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鬥争更加感興趣。
志願軍的努力徒勞無功。
斯大林的政策是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内戰以叛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終，蘇聯最不想見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獨裁政權。
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參戰的人，盡管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克裡姆林宮的政策，卻承擔了所有失敗的後果。
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蹤了。
馬德裡陷落以後，沃洛佳帶着恐懼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
他發現這裡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斯大林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對紅軍進行了清洗，幾千個指揮官不知所蹤，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紅軍高層。
格雷戈裡·别斯科夫這類原本靠邊站的人卻得到了重用，他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沃洛佳的父親現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
他的得勢也許是沃洛佳沒有成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敗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亞·德沃爾金不知怎地也逃過了處罰。
回到莫斯科以後，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
這讓沃洛佳耿耿于懷。
誰也無法解釋安雅為何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安雅已經懷孕了。
沃洛佳經常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給一個賊眉鼠眼的嬰兒喂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暫的一段時間後，沃洛佳就被調往柏林驗證他的價值去了。
他把目光從報道上移開，看見沃納沿着街道朝咖啡館走來。
沃納的變化不大。
他長高長壯了，但額前垂下的那撮栗色卷發，藍色眼睛裡流露出來的幽默還是讓少女們為之癡狂。
他穿着淡藍色的薄外套，袖扣上的金鍊閃閃發光。
沒有人跟蹤沃納。
沃洛佳穿過馬路，在沃納抵達咖啡館之前攔住了他。
沃納張口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
“你頭發剃那麼短，我都認不出你了，”他說，“很高興在這麼多年之後再一次見到你。
”
沃洛佳發現，沃納還是以前那個沃納，熱情和魅力依舊。
“我們進去吧。
”
“你不是真的想進那個垃圾場吧，”沃納說，“裡面都是些吃蘑菇豬肉腸的鄉巴佬。
”
“我不想在街上久留，會被任何一個路過的人發現。
”
“再過三個門洞有一條小巷。
”
“我們就去那吧。
”
他們走了一小段距離，走進堆煤場和雜貨店中間的一條小巷。
“最近你在忙什麼？”沃納問。
“和你一樣同法西斯分子作鬥争，”沃洛佳權衡着是不是要告訴他更多有關自己的事情，“我去了西班牙。
”這點沒什麼好隐瞞的。
“和我們在德國的鬥争一樣，你們在西班牙也失敗了。
”
“但反法西斯的鬥争還遠沒完呢！”
“問你一個問題，”沃納靠在牆上說，“如果你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邪惡的話，你願意做反蘇的間諜嗎？”
沃洛佳想說：不，絕對不想！話還沒說出口，他突然意識到這麼說太生硬了——為了理想背叛祖國不正是他讓沃納做的嗎？他怎能想當然地說自己不願意呢？“我說不清，”他說，“即便痛恨納粹，讓你做針對德國的工作一定也很難。
”
“你說得對，”沃納說，“戰争爆發以後又會怎麼樣呢？我會幫你殺死德國的士兵，轟炸德國的城市嗎？”
沃洛佳很擔心。
沃納似乎比以前軟弱了不少。
“這是戰勝納粹的唯一途徑，”他說，“你很清楚這一點。
”
“是的。
很久之前我就下定了決心。
這些年來，納粹變本加厲，我的決心也一直沒有變。
但老實說，和他們對抗非常難。
”
“我明白。
”沃洛佳同情地說。
沃納說：“你讓我再找些别的人做你讓我做的事，是嗎？”
沃洛佳點了點頭：“是的，比如說威廉·伏龍芝。
你記得他嗎？學校裡最聰明的那個男孩。
伏龍芝是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被沖鋒隊員破壞的會議正是他主持的。
”
沃納搖搖頭說：“你指望不上他了，他去了英國。
”
沃洛佳心一沉：“為什麼要去英國？”
“他是個物理學者，現在正在英國進修。
”
“真該死！”
“我幫你想到了另一個人。
”
“很好。
”
“你認識海因裡希·馮·凱塞爾嗎？”
“不怎麼認識，他是我們學校的嗎？”
“不是，他讀的是天主教學校。
那時他和我們的政治觀點也不一樣。
他的父親是中央黨的大人物。
”
“就是1933年協助希特勒掌權的中央黨嗎？”
“是的。
那時海因裡希為他父親工作。
他父親現在加入了納粹黨，但海因裡希卻充滿了罪惡感。
”
“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醉酒後把心裡的郁悶告訴了我妹妹弗裡達。
我妹妹今年十七歲，我想他喜歡她。
”
沃洛佳精神一振，這的确是個突破口。
“他是共産黨員嗎？”
“不是。
”
“你為何覺得他會為我們工作？”
“我直截了當地問他：‘如果有機會通過做間諜的方式和納粹鬥争，你願意為蘇聯做間諜嗎？’他說願意。
”
“他是做什麼的？”
“他在軍中服役，但他的肺有毛病，因此擔任文書的工作——這對我們非常有利，因為現在他在德軍經濟計劃和采購部門工作。
”
沃洛佳備受感動。
這樣的人一定确切地知道每個月德軍卡車、坦克、機關槍、潛水艇的增加數量——知道德軍把這些武器部署在哪裡。
他感到非常興奮。
“什麼時候能讓我見見他？”
“馬上就可以。
我約了他下班後在阿德隆飯店喝一杯。
”
沃洛佳興奮地大吼一聲。
阿德隆飯店是柏林最奢華的飯店，坐落在菩提樹下大街。
因為處在柏林的政府和外交區，那裡的酒吧是柏林記者最喜歡收集市井閑話的地方。
沃洛佳絕不會選那種地方作為碰頭地點，但他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好機會。
“很好，”他說，“但不能讓人看到我和你們中的任何一位在那兒見面。
我跟在你後面進酒吧，先認出海因裡希是誰，等他獨自出來以後再和他搭話。
”
“沒問題，我開車和你一起去。
我的車就停在街角。
”
走到巷子的另一頭時，沃納把海因裡希的工作地址、家庭地址和電話号碼都告訴了沃洛佳，沃洛佳把這些信息牢牢記在了腦子裡。
“這就是我的車，”沃納說，“我們上車吧。
”
沃納的車是輛梅賽德斯540K庫裡爾汽車。
這種車非常漂亮，擋泥闆線條完美，引擎蓋比整部福特微型車還要長，還有一個斜背式的車頂。
這種車非常貴，整個德國隻賣出了很少的幾部。
沃洛佳驚呆了。
“為什麼不找輛不那麼招搖的車啊？”他難以置信地問。
“這是種障眼法，”沃納說，“沒人以為真正的間諜會如此招搖。
”
沃洛佳本想問沃納哪來的錢買這麼好的車，但他馬上就想起沃納的父親是個有錢的工廠主。
“我不坐這種車，”沃洛佳說，“我坐地鐵過去。
”
“行，你坐地鐵過去吧。
”
“我們在阿德隆飯店見面，但别和我打招呼。
”
“沒問題。
”
半小時後，沃洛佳發現沃納随意把車停在飯店前。
他原本認為這種漫不經心的态度非常愚蠢，但現在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覺得這也許是沃納勇氣的一個組成部分。
也許正是這種漫不經心使他有勇氣承擔刺探納粹的風險。
如果時時刻刻想着所承擔的風險，也許他就會畏懼不前了。
阿德隆飯店的酒吧裡滿是衣着時尚的先生、太太們，許多男人都穿着裁剪得體的制服。
沃洛佳很快認出了沃納，沃納和一個多半是海因裡希·馮·凱塞爾的人坐在一起。
經過他們身旁時，沃洛佳聽到海因裡希雄辯地說：“巴克·克萊頓的小号吹得比熱唇樂隊裡的小号手要好得多。
”沃洛佳擠進吧台旁邊的座位，點了杯啤酒，然後認真地觀察起這位潛在的間諜人選來。
海因裡希皮膚蒼白，留着一頭以軍隊的标準來說過長的黑色頭發。
盡管他們談的是無關緊要的爵士樂，他的表情卻非常嚴肅，不時用手勢和不斷搖晃的手指表達自己的觀點，還反複用手指捋着自己的頭發。
他的制服上衣口袋裡塞着個小本子，沃洛佳猜測上面記的全是詩。
沃洛佳慢悠悠地喝了兩杯啤酒，裝模作樣地翻着手裡的《柏林摩根郵報》，他試着不對海因裡希流露出明顯的興趣。
海因裡希的确有當間諜的潛力，但無法保證一定能與之合作。
征召信息員是沃洛佳工作中的難點。
搞不清目标人物的态度，未雨綢缪也成了句空話。
與目标人物見面經常必須安排在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常常是在一些公衆場合。
很難知道接觸對象會如何反應：對方很可能會生氣，大聲呵斥予以拒絕，或者害怕得轉身就走。
但此時征招者能做的并不多。
有時他隻能問個直截了當的問題：“你願意為我們做間諜嗎？”
他琢磨着接近海因裡希的辦法。
宗教也許是一個突破口。
沃洛佳記得他的上級萊米托夫曾經說過：“堕落的教徒是最佳的特工人選，抛棄了主的權威以後，他們才能信服于黨的權威。
”海因裡希也許想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做些彌補。
但他願意承擔付出生命的風險嗎？
沃納付了賬，和海因裡希一起離開了酒吧。
沃洛佳跟在他們後面。
和海因裡希在酒吧外道别後，沃納就開着梅賽德斯離開了，海因裡希則步行穿過公園。
沃洛佳跟上了海因裡希。
入夜了，但光線很亮，沃洛佳的視野非常好。
許多人在溫暖的夜晚散步，大多數是成雙成對的情侶和夫婦。
沃洛佳不時回頭看看，确定沒人從阿德隆飯店跟上他和海因裡希。
他做了個深呼吸，定了定神，跟上海因裡希。
沃洛佳走到海因裡希身邊說：“我可以告訴你一種贖罪的方法。
”
海因裡希像見到瘋子似的警覺地看着他：“你是神父嗎？”
“你完全可以和你幫助創建的這個罪惡國度作鬥争。
”
海因裡希沒有停住腳步，但表情非常憂慮。
“你是誰？你又了解我多少？”
沃洛佳還是沒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