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香煙，在頭發上灑糖水使之卷曲，攔路擁抱進修班的女孩子，躲在籬笆後面喊叫“抓戴修女帽的”，來嘲弄過路的嬷嬷，這些都是當地的搗蛋鬼樂于幹的事。
不過，到了二十歲，這類搗蛋鬼完全可以改好，有時甚至可以變成富有同情心的人。
但如果這個搗蛋鬼的面皮已經很厚了，如果他隻關心當地婦女亂七八糟的事，如果他盡講些吉爾貝特·波克蘭的種種傻事來取悅别人，那問題就要嚴重些了。
當然這種情況并不就是不可救藥的……
雅斯曼·德盧什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繼續上高級班—這一點我始終不明白是什麼原因—但又根本不打算通過考試，大家都希望他放棄算了。
在此期間，他向他叔叔學石膏匠的行業。
不久以後，這個雅斯曼·德盧什，還有布雅東和另一個文質彬彬的男孩子、副課老師的兒子名叫德尼斯的，成了我們高級班裡的僅有的三個我喜歡來往的成年的學生，因為他們都是“莫納時期”的老同學。
德盧什也很懇切地希望成為我的朋友。
說穿了，他從前是大個兒莫納的對頭，當時他很想變成學校裡的大個兒莫納，至少他可能因為自己沒能成為莫納的副手而感到遺憾。
他不像布雅東那樣笨頭笨腦，我認為他看到了莫納為我們的生活所帶來不同凡響的變化。
我經常聽到他說：
“大個兒莫納說得很對……”或者“啊！大個兒莫納說過……”
除了雅斯曼比我們更為年長，這個老小子還有許多好玩的東西，确立了他比我們優越的地位：他有一隻白色長毛的雜種狗，你一叫貝加利這個難聽的名字它就會答你，你把石頭扔出去它會給你撿回來，不過它對别的運動似乎一竅不通；雅斯曼還從舊貨店買來一輛舊自行車，有時候下午下課以後，也讓我們騎騎，不過他更喜歡讓姑娘們來練習練習；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有一隻瞎眼白驢，可以套在所有的車上。
驢子是屬于迪馬的，但是我們夏天去歇爾河遊泳時他就把它借給雅斯曼。
遇到這種情況，他媽媽還給一瓶檸檬水，我們把它塞在座位底下，曬幹了的遊泳褲堆裡。
我們八至十個高級班的學生由索雷爾先生陪同，有些步行，有些爬上驢車。
這驢車每逢去歇爾河的路上積水太多的時節，就被寄放在大封斯的農場裡。
我應該細細地回憶起一次這類的遠足活動，雅斯曼的驢子拉着我們的遊泳褲、我們的行裝、檸檬水和索雷爾先生上歇爾河，而我們步行跟在後頭。
那時是八月天氣，我們剛考試完畢。
一個晴朗的星期四的午後，我們無憂無慮，仿佛整個夏天是屬于我們的。
我們走在大路上唱着歌，既不知道唱什麼，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