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中，原子戰争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原子戰争在大概十年之後爆發，數百顆炸彈被投到了歐陸俄羅斯、西歐和北美洲的工業中心。
在這場戰争之後，所有國家政府開始确信，如果繼續這樣的戰争必定會使組織化的社會和他們的政權走向末日。
出于這樣的理由，沒有更多的炸彈被引爆。
而現存的三個大國集團“全都隻是繼續制造原子彈并儲備起來，等待決定性機會的到來，他們都相信那一天遲早會來。
”執政黨的目标仍然是找到“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于幾秒鐘内消滅上億人口”的辦法。
奧威爾在寫《1984》的時候，熱核武器還沒有發明，而在20世紀50年代，所有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目标都已經達到，這隻能作為一個曆史的注腳去解釋了。
相對于熱核武器可以在幾分鐘之内就可以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的90%甚至100%的人口來說，丢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彈似乎威力太小，還沒達到效果。
奧威爾關于戰争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銳的觀察。
首先，他展示了持續的武器生産對經濟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武器生産，整個經濟體系就不可能正常運轉。
此外，他給出了一個社會必須怎樣發展的圖景：不斷地為戰争作準備、不斷地擔心被攻擊和時刻準備着去尋找完全消滅敵人的手段。
奧威爾的描述相當中肯，因為他有力地反對了“通過軍備競賽和尋找具有威懾力的‘安定’，我們依舊可以保持自由民主”這種當時流行的觀點。
這自欺欺人的觀點忽略了這樣的事實：随着技術的進步（每五年就創造一批完全新式的武器，這種技術很快就允許炸彈從千萬噸級升級到億噸級和十億噸級），整個社會都被迫轉向地下生活，但是，熱核炸彈的破壞力總能達到更深的洞穴，然後軍方将會占據主導地位（即使法律并沒有這樣規定），對于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懼和憎恨會摧毀民主和人文主義社會的基本态度。
換言之，持續的軍備競賽，即使最終不會導緻熱核戰争，也會毀滅被稱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國傳統”的社會品質。
奧威爾用他豐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們揭示了，在一個時刻準備着熱核戰争的世界裡，民主依舊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麼荒謬。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奧威爾為我們描述了真理的本質，從表面上看起來，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對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
但如果讀者隻是看到對斯大林的譴責的話，将會錯失奧威爾分析的關鍵點。
他實際上是在談論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趨勢，盡管這樣的趨勢比蘇聯要緩慢。
奧威爾提出的基本問題是“真理”是否存在？執政黨所持有的“現實”“不是外在的。
現實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執政黨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
如果是這樣，那麼控制好人的思想，黨就可以控制真理。
将黨的重要人物和被打敗的叛軍之間戲劇性的對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耶稣之間的對話進行類比，就可以解釋黨的基本原則了。
與檢察官相比，黨的領袖甚至都不去假裝他們的體系是為了使人們快樂，因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們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對真理。
領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事實上隻有一個目标，那就是權力。
對他們來說“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權力意味着他們有能力制造無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
權力，可以為他們創造事實，創造真理。
在這裡，奧威爾對于權利精英的态度可以說是唯心主義的極端形式，但這裡更重要的是去辨認《1984》關于事實和真理的概念，當真理從屬于政黨的時候，它就是獨斷專行的極端形式。
美國作家艾倫·哈林頓在《水晶宮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國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無處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達了當代的真理概念：“動态真理”。
如果我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聲稱這家公司的産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産品都要好，這是否可以驗證和對于競争對手是否公正都無關緊要。
重要的是，隻要我還在這家公司，這樣的聲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絕檢驗這是否是客觀有效的真理。
事實上，如果我變換了工作，進入了我現在的競争對手的公司，我必須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産品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