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部分人不會自覺意識到這種威脅和自身絕望的境地。
一些人堅信正因為現代戰争具有如此大的毀滅性，所以戰争不會發生；另外一些人宣稱即使有六七千萬人在核戰争的頭兩天被殺，在克服起初的震驚之後，生活依舊會繼續。
在這種彌漫在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絕望情緒變得明顯和緊緊控制住人們的意識之前，奧威爾揭示了它，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義所在。
奧威爾并不是做這種嘗試的唯一一人。
另外兩個作家，俄國的紮米亞京在他的書《我們》和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奧威爾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達了當時的這種情緒并對未來提出警示。
這三部寫于20世紀中葉的作品被我們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這是為了和上文提到的寫于16、17世紀的“烏托邦”進行對應
就像早期烏托邦作品描述充滿自信的情緒和充滿希望的後中世紀的人一樣，反烏托邦描述的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情緒和絕望的現代人。
這種轉變是曆史上最大的悖論：在工業時代早期，實際上人們還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他們生活在一個為了經濟效益而實行奴隸制、發動戰争和充滿剝削的世界裡。
人們隻會将新的科學應用到技術和生産上——盡管如此，在現代化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是充滿着希望。
四百年後，所有的這些願望都可以實現；人類可以為每一個人生産足夠的物品；技術的進步可以帶給國家比征服領土更多的财富，戰争變得不再需要；全世界正在變得像四百年前那樣統一。
就在人們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實現的這一刻，他們開始失去了它。
這就是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們不僅僅描述了我們的未來走向，同時也解釋了曆史的悖論。
反烏托邦三部曲在細節和側重點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紮米亞京寫于20世紀20年代的《我們》，與《1984》有更多的相似點。
《我們》和《1984》都描述了社會的完全官僚化，人隻是一個數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個性。
這是由于無限的恐怖（在紮米亞京的書中，對于人腦的操縱最終發展到在身體上進行改造）聯合意識形态和心理操控引起的。
在赫胥黎的作品中，應用集體催眠暗示是将人變成自動機器的主要手段，這避免了恐怖行動。
你可以說紮米亞京和奧威爾的作品與斯大林主義和納粹的獨裁統治類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發展中西方工業世界的圖景——假如它隻是繼續跟随目前的趨勢，而沒有在根本上做出改變。
盡管反烏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它們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人類學的、心理學的、可能也是宗教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人類是否可以這樣轉變，變得忘記自由的渴望、尊嚴、完整性、愛——也就是說，人類是否可以忘記他是一個人？或者人類本性是否有一種推動力，可以對違背這些人類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應，然後通過努力去将這個野蠻無人性的社會變成一個有人性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到，反烏托邦的三個作者并沒有采取現在在很多社會科學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對主義這種簡單的觀點，他們并不認為：沒有所謂的人性；沒有一種對人類必不可少的品質；像許多社會學者寫到的人剛生下時什麼也不是，就像一張白紙一樣。
他們認為人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去謀求愛、公平正義、真理、團結，在這方面他們與相對主義者存在着很大的差異。
事實上，他們斷言，正是他們描述的這種通過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思想充滿了力量和強度，所以它們必須被摧毀。
在紮米亞京的《我們》中，大腦控制與腦前葉切除手術類似，都是為了擺脫人對于人性本質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則利用了人工選擇物種和毒品；在奧威爾的《1984》中，他們更是無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腦。
三個作者中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應因認為摧毀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責。
他們三個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通過現有的普通技術和手段，這完全可以實現。
盡管與紮米亞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點，奧威爾的《1984》對于“人類本性可以如何被改變”這個問題有着獨到的見解。
下面我就談談一些更具體的“奧威爾式”的概念。
奧威爾最直接的貢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