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廳裡，一張鋪着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盤奇怪的、閃閃發亮的白色東西。
真奇怪！這白色的東西眼看着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盤子裡原來是一小塊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們拿給我看的一盤雪。
這盤奇妙的雪，至今仍記憶猶新。
同樣也是在這間餐廳裡。
一個人抱着我站在窗前，窗外透過樹木可以看到紅氣球似的太陽正在漸漸暗下來，我覺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樣，更可怕的是母親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還沒有回來。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鐘的時間裡我急得差點死了。
那年我剛一歲半。
後來，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人，許許多多的人，成群的人。
那還是在紮頓斯克，父親和母親駕着兩輪馬車，帶上我，來到這個城市。
教堂、藍藍的煙霧、唱詩、燈火，像狗一樣号叫的瘋女人，吓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
終于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擠出門外，這時我已經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在人群當中：父親和母親不見了，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将永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我坐在一個墳頭上，頂着太陽，放聲痛哭。
我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整整一個小時。
在沃羅涅日。
一條河，河裡有個我覺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
好大的一個粉紅色、胖乎乎、圓滾滾的女人身體在木箱裡拍水（後來我在水池裡看見白熊時還想起這件事）——那是我母親的姨媽。
我當時覺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這是女人。
我在窗邊等待着，望着空蕩蕩的街道，那裡隻有幾隻雞在塵土裡嬉戲。
終于我們家那輛四輪馬車拉着父親從學校裡回來了。
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蓋間夾着一根手杖。
我心急火燎地盼着吃午飯的時間快點到來——午飯時我總是大模大樣地翻看着報紙，并且把《祖國之子報》
我已經認識這種神秘的玩意兒——字母。
我那時四歲。
夏天。
到處散發着藥味。
突然，我的母親和幾個姨媽慌忙地關上了窗戶，鎖上了陽台門，于是我把鼻子貼在陽台的玻璃窗上往外看。
一輛馬車！車夫穿着白大褂，車上蒙着一塊白罩單，罩單下面躺着人。
他們身體蜷曲着，手和腳微微擺動着。
這是一些霍亂病人。
霍亂隔離棚就在我們這條街上，離我們家很近。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麼回事。
這時我已經五六歲了。
最後一件事：在八月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遠處修道院傳來嘹亮的鐘聲。
我走過我家房前籬笆圍着的小花園，不用擡眼看就知道：窗戶開着，母親、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
因為我第一次穿上長褲（“上街穿的”）、學生制服上衣，身上背着個書包——這是我第一次去學校。
送水工人伊茲瑪什卡趕着馬車一颠一簸迎面走過來，他坐在大木桶上，回頭看了我好幾眼。
我很自豪。
我長大了——八歲多了。
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别江
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寫過的這個列别江向來以賭棍、吉蔔賽江湖藝人、馬匹交易市場和俄語粗話聞名于世。
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 接下去是像學生制服呢子一樣灰溜溜的中學生活。
在一片灰色當中，偶爾可以看到美麗的紅旗。
這面紅旗挂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個時候絕不是象征社會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嚴寒。
不過，在那單調乏味、整齊劃一的中學生活中，這倒也算是隻有一天的短暫革命了。
悲觀的第歐根尼燈
這盞燈是一個身體很壯實的二年級學生點的，藍紫紅三色的燈在我左眼下面足足點了兩個星期。
我默默地祈求着奇迹，祈求着讓這盞燈熄滅。
奇迹沒有出現。
我陷入了沉思。
我常常感到孤獨，書讀了很多，很早就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至今還記得，讀《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
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一直是一位長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長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後的阿納托爾·法朗士
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