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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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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年起,在沃羅涅日讀中學。

    我有一個盡人皆知的特長:俄語作文;我還有一個無人知曉的特長:為了“鍛煉”自己,在自己身體上做各種各樣的試驗。

     我記得,上七年級那年的春天,我被一隻瘋狗咬了。

    我找來一本醫書,讀了以後知道,狂犬病症狀最早出現的時間通常是在兩周之内。

    為了考驗一下命運和我的身體,我決定拖過這個時間,看我是否會發瘋。

    在這兩周之内我每天寫日記(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記)。

    兩周過去了,我沒有瘋。

    我找到校方領導,報告了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種狂犬病疫苗。

    我這次試驗很成功。

    後來,大約過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裡為戀愛而發瘋的時候,我又對自己做了一次試驗。

    這次試驗更認真,但未必更高明。

     1902年,我脫掉了中學生的灰呢制服。

    我把金質獎章[6]送到彼得堡的一家當鋪,當了二十五個盧布。

    這枚獎章就留在那裡了。

     我記得,那是中學的最後一天,在學監的辦公室。

    學監(按照中學裡的“官階表”,他屬于“母馬”那一級[7])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一邊提褲子(他的褲子總是往下滑),一邊遞過一本小冊子給我。

    我讀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題詞:“獻給我的almaematri[8]——關于它,我所能回憶到的隻有壞的一面,而無其他。

    帕·葉·曉戈列夫[9]。

    ”于是學監用訓誡的口氣,指着我的鼻子,把“О”字讀得很重地說:“這好嗎?他在我校畢業時也得了獎章,可他都寫了些什麼!這不進了大牢。

    請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寫書,不要走這條路。

    ”訓誡沒能奏效。

     *** 20世紀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娅[10]、列·安德列耶夫[11]、維特[12]、普列韋[13]、披挂着藍網的走馬[14]、帶頂座的有軌公共馬車[15]、穿制服佩長劍的大學生[16]和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17]的彼得堡。

    我屬于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一類。

     冬天的一個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慢悠悠地走來走去,好像在等待着什麼。

    整個涅瓦大街都由杜馬大廈的消防瞭望塔指揮着,人們都目不轉睛地望着塔上的大鐘。

    号令發出了——大鐘敲響了一下,正午一點,大街上黑壓壓的人群擁向四面八方,馬賽曲、紅旗、哥薩克騎兵、清道夫、警察……這是第一次(對我而言)遊行示威,時間在1903年。

    越是逼近1905年,風潮的勢頭便越加兇猛,群衆集會越加熱烈。

     夏天去了各地工廠實習。

    “俄羅斯号”輪船,談笑風生的三等火車車廂,塞瓦斯托波爾,卡馬河沿岸的工廠,敖德薩,港口,流浪漢。

     1905年的夏天,是在藍色的大海中、眼花缭亂的事物中、排得滿滿的日程中度過的,這個夏天填滿了人和事。

    我以實習生的身份,搭乘“俄羅斯号”輪船,從敖德薩航行到埃及的亞曆山大港。

    君士坦丁堡[18]、清真寺、伊斯蘭教的苦行僧、市場、士麥那[19]的白色大理石海濱大街、貝魯特的貝都英人[20]、雅法[21]的白色拍岸浪、墨綠色的阿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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