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有一篇童話（《上帝》）登在《年鑒》雜志
我的每一篇作品，無論其内容如何，隻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
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甯格勒州圖書出版檢查局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對這一點不再存有任何懷疑了。
我為“學院”出版社審校了謝裡丹的喜劇《造謠學校》
這篇文章裡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惡意中傷的話，可是圖書出版檢查局不僅禁止發表這篇文章，還禁止出版社說明這部喜劇的譯文是由我審校的。
隻是在我上訴到莫斯科之後，圖書出版檢查總局顯然打了招呼說總不該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這才允許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還允許署上我那罪惡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這一事實，是因為它把人們對我的态度表現得淋漓盡緻，可謂達到了化學純淨的程度。
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實，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
不過，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寫成的一個篇幅很大的劇本。
我當時确信，這個劇本（悲劇《阿提拉》）終将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蒙昧主義者的人們閉上了嘴巴。
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
這個劇本曾在列甯格勒話劇大劇院藝術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讀過。
十八家列甯格勒工廠的代表出席了那次會議。
下面我摘錄幾段他們的評論（根據1928年5月15日會議記錄）。
沃洛達爾斯基工廠的代表說：“這是一部由當代作家寫的劇本，它展現了古代階級鬥争的主題，很符合當代的情況……劇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劇本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它使得關于當代戲劇界拿不出好劇本的責難不攻自破……”列甯工廠的代表在指出劇本革命性質的同時，認為：“該劇本在藝術價值上可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媲美……這是一部悲劇，情節十分生動，一定會受到觀衆的喜愛。
”液壓機械廠的代表認為“這部戲的每個情節都有很強的感染力，都那麼扣人心弦”，他建議在劇院院慶時上演這部戲。
工人同志們說可與莎士比亞媲美，固然是過甚其詞，可是高爾基就這個劇本撰文時卻也說，他認為該劇本“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又說“劇本英雄主義的風格和英雄主義的題材極其有益于今天的時代”。
劇院已經同意上演這個本子，并得到劇目審查委員會批準，可是後來……演給對它給予如此評價的工人觀衆看了嗎?沒有，這部戲已經由劇院排練了一半，已經登出了海報，後來在列甯格勒圖書出版檢查局的強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這部悲劇《阿提拉》的夭折對于我而言簡直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任何試圖改變我處境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況且不久我的長篇小說《我們》和皮利尼亞克
為了祛除魔鬼，當然可以不擇手段。
我的這部小說明明寫于九年前的1920年，卻硬要把它當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紅木》相提并論。
蘇維埃文學中一場向無先例的圍攻發動起來，這場圍攻甚至引起了外國報刊界的關注。
為了斷送我的寫作前程，無所不用其極。
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劇院都對我産生了疑懼。
我的書在圖書館裡被禁止外借。
我的一個劇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藝術劇院已經成功地上演了四個戲劇季，如今被禁止演出。
正在聯邦出版社印制的我的文集也被擱置下來。
任何一家出版社試圖出版我的作品，都會立刻遭到攻擊。
“聯邦”和“土地與工廠”兩家出版社，特别是列甯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樣的下場。
上述作家出版社冒着風險讓我又當了整整一年的理事，并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經驗，把青年作家，包括共産黨員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潤色修改。
今年春天，在列甯格勒市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