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島民》
當各種報紙赫然登出“RevolutioninRussia”、“AbdicationofRussianTzar”
1917年9月我搭乘一艘老掉牙的英國輪船（即使被德國人炸沉也不足惜）返回俄國。
我們在海上走了很久，大約五十個小時才抵達卑爾根
一路上熄滅燈火，人人都挂着救生圈，備好了救生艇。
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天充滿了快樂和恐懼：事态急轉直下，變幻莫測。
船上人家，槍擊，搜查，巡夜，家庭夜總會。
再往後是：沒有有軌電車的街道，帶着口袋的人們排長隊，每日趕路幾十俄裡，女老闆
鹹鲱魚，用咖啡豆粉碎機磨碎的燕麥
與燕麥比鄰而存的是層出不窮的大而全的創意：出版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經典作品，把一切藝術門類的一切藝術家聯合起來，在戲劇舞台上演繹全世界的全部曆史。
這時我已經無暇顧及設計圖樣，應用技術已經枯萎，就像枯黃的樹葉離我而去（在技術方面，隻剩下了在工學院講課）。
與此同時，我在赫爾岑師範學院講授俄國現代文學，在藝術館學習班講授藝術散文技巧，在《世界文學》編委會、全俄作家協會理事會、文學家之家委員會、藝術之家理事會以及一些出版社兼職，主編《藝術之家》、《當代西方》、《俄國當代人》等雜志。
這幾年寫得較少，篇幅較長的作品有《我們》。
這部長篇小說于1925年用英文出版，後來譯成其他文字，俄文版至今尚未出版。
1925年我背叛了文學，轉向戲劇：寫了《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兩個劇本。
《跳蚤》于1925年2月在小劇院首次上演，《榮譽饒舌家協會》于1925年11月在米哈伊洛夫劇院首次上演。
最新的一個劇本——悲劇《阿提拉
在《阿提拉》這個劇本裡，我達到了寫詩的地步。
再往前無路可走了，便又回過頭來寫起長、短篇小說來。
我認為，如果我1917年不是從英國回來，如果我這些年不是和俄羅斯一起度過的，我肯定無法再從事寫作。
在彼得堡、莫斯科，在坦波夫省的偏僻地區，在沃洛格達省和普斯科夫省的農村，我積累了許多見聞。
這一段經曆到此結束了。
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的生活裡還會出現哪些曲折。
1928年 二、緻斯大林的信 葉甫蓋尼·紮米亞京 尊敬的約瑟夫·維薩裡奧諾維奇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
我作為一名作家，失掉了寫作的可能，這無異于判了死刑。
事态已發展到了令我無法繼續寫作的地步。
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氣氛下寫作，任何創作都無從談起。
我絕非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無辜的蒙辱者。
我知道，在革命後最初的三四年，我寫的作品裡确有一些東西可能授人以柄，招緻攻擊。
我知道，我有一個讓人感到很不受用的習慣：不說合乎時宜的話，隻說自認有道理的話。
特别是，我從不掩飾我對文學上奴顔媚骨、曲意逢迎、喬裝打扮所持的态度。
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這樣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
我當初在一篇文章（《藝術之家》雜志1920年第1期）中，以一種激烈的、令許多人難堪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恰恰是這一行為招緻了報刊對我群起而攻之。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種口誅筆伐盡管說辭不同，卻從未停息過，終于發展到了我認為是盲目狂熱的地步：一如從前基督徒為了更便于體現種種罪惡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評界把我打造成了蘇維埃文學的魔鬼。
唾棄魔鬼被當作善舉，于是人人都各顯神通，朝它吐唾沫。
我每發表一篇作品，人們都必定要從中尋找魔鬼的陰謀。
為了能夠找到這種陰謀，人們甚至厚着臉皮稱我具有未蔔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