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過，生活有壓力的人是沒閑心逛北京的。
我也沒回去過，因為身體其實總是不太平，怕旅途之勞了。
好在有手機。
也好在，有了魏巍的銀行卡号了……
三、崔長勇
當年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曾跻身于文藝宣傳隊的知青，不論是能歌善舞的還是喜歡作詞作曲的；也不論是熱衷于曲藝的還是熱愛文學創作的非宣傳隊員知青，即和我一樣的知青——有不知道崔長勇其人的嗎？
便有，那也肯定是少數。
多數人不但知道他，而且還不僅一次地見到過他。
特别是跻身于師、團宣傳隊的知青，崔長勇這個名字似乎意味着是他們的“文藝教父”，獲得到他們相當普遍的尊榮。
“弟子三千，賢者七十。
”——孔子此語當年在兵團文藝知青中流傳甚廣，用以形容崔長勇麾下之文藝知青的衆與精。
三千絕非多麼誇張的數字，以每個團的宣傳隊起碼三十人計，全兵團幾十個團，再加上熱愛文學創作美術創作的知青，估計少也少不到哪兒去。
我們當年雖尊崇他，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叫他“老崔”。
老崔畢業于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師範學院中文系，我認識他那一年，他已是兵團總司令部政治部文藝處的幹事；處長是沈陽軍區的現役軍人。
我因為在《黑河日報》發表了一篇散文，由師裡推薦，到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參加了全兵團第一屆“文學創作學習班”，由而與他結下了五十餘年的深厚友誼。
記得那日大雪。
佳木斯列車站前，兩名着賓館服務員制服的姑娘展持橫幅，其上寫着迎接等字。
橫幅旁，伫立着戴棉軍帽穿兵團服的幹部模樣的男子，臉上有眼鏡，自言是文藝處的。
該接的人到齊了，便都上了一輛面包車。
我們住兵團一招，離車站不遠，是三層樓。
在佳木斯，屬于較高級的招待所。
那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享受有車接，住那麼高級的招待所的待遇。
夥食特别好，每天都能吃到豬肉炖粉條，還有魚、小雞炖蘑菇。
雞蛋或鴨蛋，更是頓頓早餐必有的。
共集中了二十幾名文學知青，三人一個房間。
寫作可以在會議室，允許吸煙。
三天後我心大為不安，根本就沒帶什麼構思去的，唯恐留不下作品，臉上無光。
我在飯桌上發牢騷：“你們都說老崔老崔的，怎麼還沒露面？要等到快結束了才接見咱們一下嗎？”
比我早到者皆笑。
一人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
我這才恍悟，原來幾乎每天所見的“崔幹事”，便是人人常提到的“老崔”，尴尬地又說：“我以為是兩個姓崔的，你是小崔呢。
”
他說：“我也希望自己在你們眼裡是小崔呀。
”
老崔非但不老，還稱得上是美男子，在招待所總不穿棉衣，單軍上衣的領鈎也總是鈎住着，眼鏡使他英氣勃發而又文質彬彬，如果他穿長衫，會使人聯想到《早春二月》裡的蕭劍秋。
飯後我去到了他的房間，要求離去。
他問：為什麼？
我坦言心中慚愧。
他卻說：“也沒誰宣布都得留下作品的硬性規定啊。
學習班嘛，就是為大家營造一種有利于互相交流心得的機會。
既來之，則安之。
沒有構思不是事兒，給你個任務，為别人的構思充當參謀。
你們師推薦你來了，我就相信你是有潛力的，隻不過待開發而已。
”
他那麼說，我不好再堅持了。
十二天學習班期間，我隻當“參謀”了，誰願意向我談構思，我都洗耳恭聽，懇談自己的感覺。
不久學習班上流傳一首關于我的打油詩：
白牆孤影台燈，
冥思苦想曉聲。
從早到晚參謀，
熬煞綠臉孩兒。
是老崔對别人信口吟成。
學習班的文學知青比之于文藝知青，年齡都大些，高中的居多，初中的極少，我是之一。
也許由于這個原因，他視我為“小老弟”，殊多關愛。
學習班結束，在車站，我又當衆對他說：“下次我絕不參加了！”
他笑道：“别價呀！你對我給你的任務完成得很好嘛！下次有備而來就是了。
你不來，他們也不答應啊。
”
我已交下了數位良友，他們皆從旁說肯定不答應。
在第二次學習班上，“綠臉孩兒”成了我的綽号，老崔的口頭語“别價呀”成了流行語。
我将我帶去的構思講給老崔聽。
他靜靜地聽完，隻說了一個字：“行。
”
我說：“我要你提修改意見。
”
他說：“沒有。
你已經構思得很成熟了，寫好它。
”
一旦進入工作狀态，他就變成了一個言簡意赅之人，幾乎口無廢話。
我又說：“不知起什麼題目好。
”
他說：“你寫的是老職工為知青當向導的事，那題目就是‘向導’呗，何必還在題目上挖空心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