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在追悼會上讀的。
兩天後，在魏老師家，他與我進行了如下談話，按他的說法是——小呂一直在哭，她不願離開七連。
而她父母則态度堅決，命令她必須跟随他們回河南老家的農村去，除非她不久後能在七連實現二次婚姻。
支部為此開了一次保密會議，這次會議與我有關……
“與我有什麼關系？”
我又十分詫異了。
魏老師欲言又止。
嫂子替他說：“小呂對你有好感……”
我瞪着魏老師半天說不出話。
“不是我的主意，真不是……”
魏老師臉紅了。
“是小呂自己表白的，她說你如果願意，那她就留在七連等，等多久都行。
确實不是你哥的主意，試探一下你的态度，這是支部給你哥的任務……”
那日，嫂子第一次用“你哥”二字來跟我說她丈夫，以後就一直對我那麼說了。
我完全蒙了，良久才說：“我考慮考慮。
”
那是我認為不至于傷到誰的唯一說法。
小呂我是熟悉的，也是個形象好性格好的女子。
“六六三”老戰士們的妻子差不多都是來自農村的出衆女子，因為他們自己都曾是部隊的優秀士兵，不但是掙工資的人，還是仍屬于準部隊的人。
小呂是家屬排的班長，我每每帶學生們配合家屬排義務勞動。
第二天我将考慮結果寫在了紙上，當面交給魏老師——寫在紙上的理由全是委婉的借口。
實際上我又準備為家庭抱定獨身主義了。
“哥”看罷，歎道：“理解。
”
沉吟片刻又說：“千萬别對我有什麼誤會。
”
我說：“沒有。
”
反倒覺得自己很歉意。
不久《兵團戰士報》發表了一篇我寫的紀念雷鋒的文章，我因而調到了團報道組——那時一團與二團合并了。
行前，“哥”和嫂子請我到家吃了頓面條，算是為我送行。
我看得出他們是那麼舍不得與我分離，也明白請我吃面條的含意；感動地向他們保證，一定常回七連看他們。
我在團裡隻當了一年多報道員，後來成了木材廠的擡木工。
“哥”到木材廠去看過我，勸我再回七連當老師。
我覺得那會使他為我承擔解釋不清的種種議論，拒絕了。
1974年我上大學了，走得倉促，竟沒回七連與“哥”和嫂子話别。
往後我的人生年複一年似乎過得快極了，想到他們的時候越來越少。
我曾寫過一篇散文《狍的眼睛》，内容是我跟随魏老師進山找獵的事——一團的一名返城知青讀到了，寫信告訴我兵團取消後，七連撤點了；魏老師調到别的連又當了幾年老師後，病故了。
于是在我的散文中又多了一篇《寫給嫂子的信》——那封信她沒收到，因地址有誤被退回了，便僅僅成為一篇散文。
以後十餘年内，我的人生依然如負重物，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家六個大人有五人下崗，作為實際上的長子，想無壓力非六親不認不可。
直至2010年後，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們先後到了退休年齡，多少都有退休金了；每家都惠于動遷住上樓房了；下一代都大學畢業工作逐漸穩定了——這時，直至這時，我的人生才終于從容淡定了些。
而父母早已故去，我往七十“奔”了。
人到了此種年紀，回憶漸成習慣，想不回憶都不可能。
而一回憶，呀，呀，原來我又是那麼幸運！從青年到老年，竟有一位又一位的恩人，或民間所言“貴人”，曾那麼真心實意地關愛過我，以他們冬日暖陽般的友情溫暖過我，使我從不曾在精神上垮掉過！——可我卻一向沒報答過！
我深懷此種大内疚終于獲得了嫂子的手機号碼。
“曉聲嗎？你真是梁曉聲嗎？”
她語音顫抖。
我說：“嫂子，是我呀。
”
四十餘年不曾相見了，她已是七十多歲有重外孫子的人了；當年我經常帶着玩過的魏巍都五十多歲了，早早地當上外祖母了。
“曉聲你還好嗎？”
“還好。
”
“我們有時會從電視裡看到你，每次魏巍都特别高興。
她還把你寫的一篇文章讀給我聽，是《狍的眼睛》對吧？你在文章裡寫魏老師‘待你如兄長’對吧？……”
那篇文章主要是寫狍的；寫到我和魏老師關系的也就是那麼五個字——我真渾蛋，為什麼不多寫幾行而是一筆帶過呢？
“嫂子，不聊那些了。
快過春節了，讓魏巍告訴我一個銀行卡号……”
“堅決不許你寄錢！我們的日子都還過得去，你有空兒來看看我們才好……”
“我有一處老宿舍樓的房子在裝修，裝修好了先接你們到北京玩兒……”
我已了解到，她們三代人的生活并非無憂無慮，而是有憂有慮。
我當然不會服從嫂子的話。
如今又三年矣，嫂子和魏巍并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