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教育”也搞得風生水起，氣象更新。
我認定他絕非經商的“料”，去信嚴厲地批評他太過自信，若尚能歸位，應趕快退回“岸上”去。
成為作家後，我認為我有資格批評他了。
他卻在回信中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放心吧，老崔幹什麼沒幹好過呢？……”
後來他到南方去了。
再出現于我面前，有時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闊；有時則分明地很落魄，幾近身無分文——于是輪到我反過來關愛他了。
每每，關愛得很心疼。
再後來，他“殺回”哈爾濱去搞民辦學校了。
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塊心病。
然後一年後傳來了他被判刑入獄的消息。
我一直拒絕相信老崔會是騙子，我一直認為他隻不過是将一心想辦好的事辦“砸了”。
我因懷念他而寫了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竟有獄方的幹部讀到了，于是他受到了些規定允許範圍内的照顧——這使我感慨萬千。
我曾為他補交過兩次夥食費，兩次都獲得了與他交談幾句的機會。
雙方能說什麼呢？
無非他說：監獄也挺重視開展文藝活動，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說：好，很好。
放下電話，心中五味雜陳。
我囑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
他們去了，沒見到他。
非親非眷，獄方不同意，好在東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獄中給我寫過兩封信，内容是讀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評，也有勉勵。
去年他“保外”就醫，我倆開始手機通話頻頻。
他又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勉勵我再寫出有分量的作品。
信中有“我相信你。
我期待着。
”兩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時間回哈市看他，忽一日，驚聞他猝故了！
我之怆然，無可訴處，便隻有回憶……
四
曾有記者問我抱怨過自己的命運嗎？
我回答當然抱怨過。
問：哪些方面呢？
答：不該用精神病這種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毀了我兄長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這個弟弟一心想要與他生活在一起親自照顧他而不能夠；“子欲孝而親不在”；恩未報而恩人故。
問：僅此三點？
答：人不可以對自己的命運抱怨太多。
他說：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說：與策略無關。
我脫口便答，乃因我思考過。
是的，關于所謂命運我的确認真思考過。
結論是，其實我還是應該感恩于我的命運——它使我與文學親近，于是我眼裡幾乎全沒了可與别人争的利益。
隻要允許我創作，别的利益由别人去争好了。
而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處在人際關系單純的狀況，于是友誼多了，芥梗少而又少。
個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現過的，如今想來，卻也不能說是“小人”，是由于我沒處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關系，責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運能使我對父母多盡十年孝心，能使我對我的恩人們回報幾分的話，則我對我的命運感恩不盡。
實際上我是一個從中學時起就被友誼寵着的人；實際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們給予我的友誼寵到至今。
因而我每每覺得，凡我較長期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兵團、北影、童影、北京語言大學，無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單位。
我的人生體會之一那就是——命運之神其實每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誼來溫暖己心的人身邊；那時人對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覺，并且要對好人的出現有所感恩。
辨别誰是不是好人在我這兒一點都不複雜，簡單得很，有時幾番交談，一日相處便足夠了。
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将是你的貴人，你一經明确地表現出信任好人的态度，他們身上就會相應地表現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來。
在你迷惘又困厄時，即使對别人給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應有本能的反應。
或許，那正是命運之神要将一個好人推向你了，單等你以好心理親近之。
你若并無本能之反應，那麼遺憾的是你自己。
當然有人會這麼說：對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嗎？
而問題正出在這裡——我們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為芸芸衆生之一的我們，若在需要友誼之時而别人無私地給予了，難道他們還算不上是好人嗎？
不錯，林予、魏國學，入獄十幾年的崔長勇，在所有認識他們的人看來，确乎隻不過是尋常一個人罷了。
但我倒要反問了——凡那認識他們的人，有誰能說出他們不好的方面嗎？我是從沒聽到過的。
凡那被許多人所認識，卻沒有誰指摘其不好之點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
甚至，有人具備君子仁人的品質，單等我們去發現。
“文藝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編的，生活裡才沒幾個好人！”——中國人每每如是想。
“生活裡才沒那麼多壞人，電影小說裡的壞人大抵是虛構的。
”—